
第二,当资本的关系简化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交换就成为一切社会的规定,而这种交换的产生就在于人的利己心,人的需要也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到满足。这不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学家的理论信念。斯密就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0的倾向,.他把这种倾向看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分工与交换的作用下,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依赖于交换的结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前面讨论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0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因此,与资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一般抽象化,经济人就是这种抽象化的结果。而这种抽象的物与抽象的人,正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理念所需要的。当交换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特性时,才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论,这也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一开始就讨论的问题。
第三,从物的关系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资本的特性,特别是无法深入到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内在剥削关系中。政治经济学家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从这种思路中会产生劳动的直接交换思想,这正是霍吉斯金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在霍吉斯金看来,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别名,它之所以成为支配劳动和决定劳动的力量,是因为存在着资本家的欺诈。如果没有资本家这个中介,那么工人通过劳动就可以直接占有过去劳动的产品,也就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了。.因此,对于这种社会主义来说,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强调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反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社会主义者勃雷就说:从资本与劳动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在一个国家里边,资本或已经积累的产品愈多,则生产愈便利,而且对于产生一定效果的劳动亦愈减少。这样看来,这是很明显的,凡是有利于资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凡是资本的增加,势必减轻劳动的辛苦因此凡是资本的损失,亦必成为劳动的损失。交换体现的也是最平等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劳动之所以是对立的,是因为资本家依靠自己所制造与占有的货币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这是劳动遭受迫害的根本原因。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这种社会主义,比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社会主义,已经深刻得多了,但这种社会主义仍然没有跳出资本逻辑的束缚。从根本的视野上来说,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这时,他们也就无法理解,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历史性视野的丧失,使他们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性,而是直接将这种社会关系永恒化,这时呈现于表象层面的物就成了本质。当将资本的问题归结于交换层面时,建立一种公平的交换制度、废除货币就成了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改革方案。
第四,从交换的平等特性出发,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消灭货币的主张,希望从流通领域来解决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在勃雷看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在当前社会中是不公正的,所以要使一切交换对双方都有利,使他们利益平等。倘使我们都依照一种公正的交换制度来做,那么一切商品的价值,将由全部生产成本来决定,而且应该常常是等值与等值交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制帽工人一天制一顶帽,做鞋工人一天做一双鞋,假设两人所用的材料相同,那么两人的交换就是平等的、公正的。这也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勃雷认为:第一,要普及劳动,而不是像在当时社会那样,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第二,资本家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代表,是因为他们拥有货币,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发行货币,这就造成工人阶级不仅要为自己生产,还要为他人生产,因此需要改变资本家独霸货币的局面,以劳动成本作为交换的标准。.怎样消除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而直接实现劳动之间的交换呢?蒲鲁东主义者主张以银行发行的直接代表劳动量的小时券取代交换中流通的货币。当以小时券代替货币时,就可以消除市场上总是出现的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可以实现直接劳动与直接劳动的交换。.马克思指出,这是在不取消资本关系的情况下,实现直接的物物交换,说到底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物物交换重头再来一遍。这就既没有理解货币,也没有理解资本。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但又想废除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的想法,就如想废除教皇而保存基督教一样的荒唐,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这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
其实,从深层上看,如果将资本只是理解为货币,那么对资本增殖的理解就只能这样表达:
即在交换过程中资本家将本该属于工人的部分拿到了自己的腰包,这也是罗德戴尔在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中所表述的。罗德戴尔说: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这也是勃雷问题的错误根源。这种理解的深层根据又是对利润的错误理解。在斯密看来,利润来自于工人超过工资部分的劳动,但他又从资本家投资的角度认为,如果资本家的投资不能产生利润,那就不可能有资本生产。对于斯密的这种看法,马克思指出,他将剩余价值与利润混淆起来。
从资本投资的角度来说明利润,对利润的说明就会求助于资本家的发财欲望,而这种说明本身,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为前提的。当从发财欲望的角度来理解利润的来源,不平等的交换就成为关键的原因。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来理解利润,这是理论逻辑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又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所固有的。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作一种超历史的存在,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剩下的就只是没有社会关系规定性的物与人,这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般理论视野,也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的视野。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时,才能产生社会契约论式的自由个人的想象,才能产生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当马克思的思想进入到这个理论层面时,他才能真正地透视黑格尔,透视现代民主制和国家理念,才能透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入口,而要透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历史性就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视野。
三、资本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解释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表达的主题。二是以历史性为理论规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视野,这种唯物主义导向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核心主题,这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交换与生产的批判分析,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思维,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区分开,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这双重视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视野,马克思就无法真正跳出德国古典哲学的限制,也无法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之中;而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这一深层视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理念也难以自觉地展现出来。虽然以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如果将之与资本逻辑的分析割裂开来,就很容易再次形成传统的解释框架,并再次将资本论的研究只是看做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延伸,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会再次分割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按照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逻辑,将资本的分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重新结合起来,这也是当前马克思思想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中,马克思曾探讨了全部人类历史存在的四个前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规定。这个讨论对于批判唯心史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了地面,构成认识历史的一般方法论基础,也是说明思想、观念的一般方法论基础。但如果将这种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思想当作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并以此来说明一切,就存在着非历史性的问题。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当用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时,物质生产的资本主义规定性也就随之消失,资本也就随之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在过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理论的起点。比如在讨论社会存在时,将社会存在看做是几种要素的结合。按照这一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似乎就是具有质性规定的消费品。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满足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对于交换价值来说,质的规定性并不是资本家所追求的,他所关心的是价值量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即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它的结果,它的产品,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本身(因而资本家本身)的任务,既不是生产直接供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生产用来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资本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可以说,资本生产所关心的是量而不是质。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这些表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6中着重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的生产理念已有了重要的区别。虽然生产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劳动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前提,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是由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性质决定的,是由这种劳动固有的抽象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大的抽象劳动量。也就是说,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就必须超越一般社会存在物质前提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理论。
从另一方面来说,从一般人类存在物质前提意义上所理解的物质生产,正是自重农学派以来的哲学前提。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讨论重农学派时,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工具、原料等等,当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马克思很明确地提出,把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这恰恰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了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时,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规定就简单化为生活资料意义上的物的生产。在该册的附录中,马克思在讨论生产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解时又指出: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表明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如何劳动是不重要的,因为我是买一条裤子,还是请裁缝回家做一条裤子,对于消费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将物的使用价值放在第一位,是合乎日常生活现象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两者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将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理解为只是物质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这就抽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而这种抽离又合乎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层面,一切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生产要素与人之间的结合。但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这个表述似乎在重复早年的异化劳动理论,但马克思并不是在人的类本质的意义上来论述这种颠倒,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所说的,这是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颠倒,而当这种颠倒成为历史事实时,表象也就似乎成了本质,拜物教意识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时,虽然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它表现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表现为交换价值。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也不是消费品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这是区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关键。只有这种对劳动的一定关系才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只有由于自己对生产条件的上述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的关系同这个关系相适应)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化了的物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这种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但如果只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出发,就绝对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规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解,需要从劳动的一般人类学视野,走向一定的社会关系规定下的劳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虽然在表现上,资本是作为生产资料同工人相对立的,但实际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它们同工人的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因此,它们在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情况下,是劳动的前提。
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区别开来的根本环节在于:第一,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交换的是劳动能力,而不是生活资料的等价物。一方是物化劳动的货币,是一般社会形式;另一方是作为劳动能力存在的劳动,这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双方体现为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等价关系,也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等价关系,才使勃雷等人认为交换是最公正的。然而,与单纯形式上的交换过程不同的是,整个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化在自己产品中的劳动,大于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而大于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物化劳动;换句话说:过程的实际结果在于,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而且得到了一个完全是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同资本的直接交换在这里的意思是:(1)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个转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2)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与等量活劳动加一个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活劳动的追加量相交换。因此,生产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而不是决不带有特殊形式规定性的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即范畴的规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这正是过去唯物主义没有解读出来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只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视野出发,也无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在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关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视野:如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社会存在时,将社会存在理解为不同要素的结合,这种理解实际上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进行要素式思维的局限性。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6中,马克思很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当我们从物质要素的角度来理解生产与资本时,这种理解恰好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在第三章讨论劳动过程时,马克思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要素,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这种劳动的结果是产品,其目的是为了消费。这种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劳动,既然现实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生产的需要还是个人消费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那么,现实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同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定的社会形式无关,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这也适用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的劳动,并分解为劳动过程的特殊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材料。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这样考察劳动过程的形式,看起来似乎是现实的、具体的,实际上恰恰是抽象的,脱离了一切特定的历史属性,因为不管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相互间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如何,这种抽象的物质生产劳动形式对各种劳动过程都同样适用。古典经济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劳动的。这时,劳动的资本关系消失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劳动材料与劳动资料;没有这些劳动材料与劳动对象,就无法进行劳动,所以资本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资本,工人也就无法生产产品,勃雷关于资本必要性的论述就与此一致。马克思明确地说: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停留于这种历史观的水平上,也就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定规定,也就无法真正地揭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载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增殖,而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是量的规定。如果完全抽象地讨论劳动过程,那么在原初的劳动过程中,就存在两个要素,即人与自然,就会把劳动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便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把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称作资本;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这两种观点是相互论证的,只要把资本看成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把工人的工资看成是资本的预付,那么利润也就来自于资本自身。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做更深层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解需要借助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来建构,并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颠倒与拜物教意识。按照我的看法,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到历史与现实中,并从理论深层透视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本文只是从方法反思层面为进入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思路,至于资本逻辑运行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辩证法,需要另外撰文论述。
总之,在马克思思想的建构中,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科学论证。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从单一学科出发来进行阐释,我们需要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当代历史与文化,真正地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自我放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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