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摘要:如何理解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这三条线索的内在关系,是当前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最为根本、也最为困难的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大组成部分被划归为三个不同的学科,这种学科壁垒使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当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为主线进行研究时,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理解他对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从而从根本上揭示马克思思想中这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在这一新的理论视域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建构与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有着相同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历史性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文化动力,这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重中之重。要达及这一目标,需要同时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认真研读经典作家的著作,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思想语境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二是反思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进程及其文化理念;三是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从马克思走向当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理论话语。在这三个问题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理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已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由于各种原因,在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根据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这三大来源与三大组成部分。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大部分被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学科,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特征的消失,而且也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文本所展示的思想深度。1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后来所面对的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出发的社会主义思潮,那么马克思思想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关系问题,首先就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内在整合,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路更合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框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又被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又是简单地复制了传统的研究思路,没有真正地实现这三条线索的内在整合,这又决定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框架无法达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处。

　　就无法真正地反思政治经济学,无法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更无法将自己的理论同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区别开来,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鉴于这一问题在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中还未引起真正的重视,本文将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为了更好地进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系,我们先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谈起。

　　一、政治经济学、哲学与政治思想:马克思与黑格尔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构成了其思想发展的重要节点。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哲学层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使他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中,他的哲学思考也具有了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只有意识到这一点,黑格尔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才能呈现出来。在我看来,从社会历史角度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理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理论入口。

　　黑格尔以自由作为伦理精神的内在规定。这种伦理精神的直接形式存在于家庭中,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形式普遍性阶段,国家制度则体现了普遍性与现实具体性的统一,是伦理精神的实现。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第二阶段,它包括三个环节:1.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2.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这是自由的现实性。3.通过警察与同业公会,将上面两个系列的特殊利益提升为共同利益。对自由和市民社会的这一理解,既体现了黑格尔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哲学理念提升,也体现了他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政治态度。

　　黑格尔谈论需要与劳动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前提的。黑格尔讨论的是市场条件下的需要。随着分工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特殊化,需要本身也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被创造出来。这种意义上的需要,当然不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需要,其基础是资本逻辑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替特异化了的需要准备和获得适宜的,同样是特异化了的手段,其中介就是劳动。这种劳动是资本时代中的劳动,而不是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劳动者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需要物,而是生产出他人的需要物,而自身的需要又依赖于他人的生产,需要的获得就变成了依赖于市场交换的过程。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斯密指出: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对黑格尔来说,这种需要以及劳动,体现了人的解放,而不像当时一些思想家所说的,仿佛只有在自然状态中,人的生活才是自由的。

　　黑格尔所说的劳动,体现了人的解放和自由。理解了劳动的这一本质规定性,也就理解了黑格尔在5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中,为什么将劳动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确证。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自我意识是具有欲望的双方的相互承认,但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奴隶虽然将主人的意识内化到自身之中,但奴隶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主人则从来没有平等地承认过奴隶的独立地位。正是通过劳动,改变了这一切。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奴隶据以陶冶事物的形式由于是客观地被建立起来的,因而对他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即是他自身;因为这形式正是他的纯粹的自为存在,不过这个自为存在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实现。通过劳动过程,奴隶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黑格尔的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自己也确实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同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说,/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解,是黑格尔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对劳动与需要的哲学理解,体现出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

　　早年的黑格尔非常憧憬古希腊的城邦制,认为它体现了个人与共同体的自由发展。站在这个立场上,他将基督教以来的历史看做文化的衰落,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如此。但在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英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开始进入黑格尔的视野,他不再只是站在文化评判的立场上外在地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如何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和解成为他的哲学主题。这种思考的成果,最初体现在耶拿时期的实证手稿中,并在精神现象学和后来的法哲学原理6中得以呈现。

　　在面对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黑格尔虽然认为它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但又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在体现自由和解放人类的同时,还不能真正地达到伦理意义上的自由。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中,黑格尔认为,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虽然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更加相互依赖,但生产的抽象化也越来越使劳动机械化,最后机器可以替代人。这时,需要的满足与人的存在都受到一种外在的必然性的制约。第二,市民社会中的利己心不能实现伦理精神,它们最多只能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的这种看法,黑格尔把理性和解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理性身上,认为这才是伦理精神的现实体现。君主制在他那里就体现为伦理精神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上的统一。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他的哲学思考,以及他的政治结论是内在一致的。

　　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与古典经济学家处在同一个理论视线上。第一,他与斯密一样,强调劳动的人类学意义,并从分工出发来揭示劳动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样式。第二,他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私人利益特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为基础的,正是这种竞争,不仅在交换层面,而且在生产层面体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者之间的欺诈。如果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会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归结为人的理性的问题,国家理性正是对这种竞争的控制。这当然是对竞争的表层理解,而没有意识到竞争是由资本的逻辑所决定的,因此不是资本家的欺诈导致竞争,而是资本逻辑的运行使竞争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欺诈,资本家只不过是在执行资本的职能。竞争造成的对支配着资本家的那种关系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在竞争中正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在资本家面前表现为外部强制,既是他的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强制,也是其他资本对他的资本的强制,使资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些关系的内部实质,而资本家本人只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有关代表或职能执行者而已。因此,黑格尔的国家理性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的对国民经济学的反思。这也表明,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不能仅从理性本身出发,否则就无法真正地透视黑格尔的国家观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6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特征,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以他实际上无法真正透视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哲学分析,更处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倒是真实地体现了他此时的思想情境。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有了在法国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按照我的看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在于: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初步研究,开始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透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他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的重要理论进展。这种透视在于:在德国体现为哲学思考的东西,在法国以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而深入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这种政治的语言又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也在于,异化劳动0构成了他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融为一体的理论基础。

　　在某些后来者看来,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据此建构了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异化劳动概念比马克思后来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更具批判意味。但如果我们从哲学、经济学的内在关系来看,这个概念恰恰不能成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石。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于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以对象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来反对异化,并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的论证构架。按照我的看法,把劳动的对象化看做人的本质的体现这一理解,更多的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黑格尔思想的直接继承。但此时的异化劳动框架,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内在逻辑。如果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能深入到资本逻辑之中,他的批判就只能是外在的哲学批判,这种外在的哲学批判根本无法超越价值评判的水平。而一旦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之中,马克思恰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象化就是异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层面,对象化了的劳动恰恰就是资本,而劳动的对象化在这种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中,恰恰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资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对象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活劳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而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需要揭示的是资本为什么增殖,劳动为何异化为他人的权力,马克思早年的异化劳动理论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互不相干,使过去的讨论无法揭示出马克思思想中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与其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关系。这正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发出感叹的原因。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当然也无法理解马克思是如何真正超越黑格尔的,也难以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在哲学的意义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界的。

　　二、历史性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将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将之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这是马克思历史性思想的重要规定。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第一次非常清晰而自觉的表达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这一思想也构成了他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论前提。正是在这一思想自觉中,马克思才能穿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才能超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当然,也才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

　　撇开对蒲鲁东理论中具体问题的论述,从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正是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前提来批判蒲鲁东的。从历史性的视角出发,蒲鲁东的错误在于:第一,蒲鲁东不懂得,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规定就表明,决不可将之永恒化,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适用于一切社会。可以说,这体现了马克思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根本区别。第二,当蒲鲁东以当下的社会为永恒存在的社会时,他也就无法理解特定社会中的各种观念、范畴与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就会将一定社会中的观念、理性独立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并以之作为社会的本质规定,这就使得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观念的历史。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马克思说,当蒲鲁东无法真正地理解真实的历史进程时,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这正是历史性观念缺乏的理论结果。第三,当蒲鲁东从观念出发来想象历史时,虽然他从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结果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根本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也决定了他的批判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水平。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理论的重要维度,也是他能够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维度。在过去的理论建构中,人们将物质生产看做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在一般的意义上,这当然是对的,人类要想存在,就无法避免衣、食、住、行,而这些都有赖于物质生产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物质生产的这一基础性意义,也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前提。自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方法引入到经济事实的研究中,从而探究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与发展过程。当斯密以一般劳动作为价值的本质规定时,虽然他讨论的直接对象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但他在理论建构中将这种劳动的意义一般化了。这一方面虽然反映了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理解,但另一方面斯密也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抽象为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劳动,并从这种劳动理念出发来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

　　这种意义上的劳动是现代理性意义上的劳动,是洛克讨论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前提,也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的劳动。但从劳动的这种意义出发,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无法呈现出来。

　　从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劳动出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规定消失了。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为人与物的结合过程,当资本失去了历史性社会关系的规定性时,其直接表现形态,或者体现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或者体现为货币。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简化为人与物的结合关系时,就容易陷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误区:

　　第一,从人类生活的一般物质条件来看,一切劳动都是物与物、物与人的结合,资本直接表现为没有资本形式所规定的物,这里的人当然也是没有历史性社会关系规定性的人。如果只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那么人们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都可以算是资本。当这种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而扩展到对一切社会的看法时,原始社会打猎用的弓箭都可被看做资本,因为仅从物的规定性角度来看,弓箭与现代生产机器都是生产工具(从这里延伸出来,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理解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了。这种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方面面。

　　比如在讨论利润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润来自于资本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这种思路,不是可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一切资本都创造利润。在这种思路中,剩余价值被利润所取代,当然也就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从这种立场出发,就只能得出粗俗的唯物主义观念。比如在讨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时,李嘉图认为:资本有些消耗得快,必须经常进行再生产,有些则消耗得慢。根据这种情形,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李嘉图是从物的属性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区别的,这当然是一种拜物教式的思维,马克思随之嘲讽说:

　　按照这个规定,咖啡壶是固定资本,而咖啡则是流动资本。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这正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超历史化的思维结果。当特定的社会关系消失时,剩下的就只是物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