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2)

　　三、笔者在1993年前后就提出“重建或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当时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跨学科的非官方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我们在这份期刊上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

　　基于上述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关于研究方法的共识: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应仅仅是逻辑或静态的。如图3所示，它的右边是我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的社会科学方法。我们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让我们习惯于假设这个世界是稳定的。在这一假设下，我们若要寻找例如两类现象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因为其它可变因素都被这一假设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常说的“其它事情保持不变”，在这一假设下，可以有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这就是静态的或逻辑的分析框架。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图3右边)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结构”，它要求我们将观念转为带有结构的概念。第二个特征是“静态”，例如基于概念可以建构一些数学模型，由此就可推演出一些能够用数据或现实案例加以检验的命题。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我们需要第三个特征，就是“分析”。也就是运用演绎方法，从概念演绎出数学模型，再演绎出可检验的命题。

　　但是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传统内，还有一个潜流，存在了至少150年的时间，就是所谓“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解释框架，与逻辑的解释框架恰成互补，从而使西方学术传统获得很强烈的内在紧张，也因内在紧张而获得了强烈的生命力。黑格尔充分注意到历史的与逻辑的这两方面解释的互补性，故而指出精神发展的归宿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换句话说，黑格尔想象中的人类科学，将会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是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的。不过，包括“东西文化交汇和互补”在内的种种重要迹象表明，我们人类确实在朝着这一目标发展。

　　在历史的解释框架里，最重要的是情感(第一个特征)。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借用韦伯的术语，应学会“同情地理解”。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就是将一位作者置于他最初出现的那些历史情境里，试图以他的情感来看待他所处的世界，从而以他的视角来解读他所写的文字。当然，这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阐释”。毕竟，世界是由复数的人类构成的，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简化为一个人的世界。“同情地理解”，用斯密的术语，也可以将这一术语翻译为“有同情心的公正旁观者”这一假设。例如，我们周围为什么会有如此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因为它符合个体理性。如果折现率极高，如果理性个体只愿意考虑5年之内的行为及回报，为什么他不参与贪污腐败呢?当然，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折现率为何如此高。如前所述，我们需要探讨更深层次的传统，例如社会文化的传统，甚至生物和族群的传统。在这两个层次，传统的影响力，首先涉及行为主体的情感方式。有人或许认为历史和情感没什么关系?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任何一部人类历史，或哺乳动物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情感方式展开的。

　　历史的解释框架内的第二个特征是“动态”，这是相对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静态”特征而言的。其实，“结构”，就可以说是静态的。但为论证结构与静态的类同性，笔者需要更多的时间。故而，与“结构”相对而言，笔者用了“情感”。与“静态”相对而言，笔者用了“动态”。当然，你们或许要追问，难道情感和动态是类同的吗?为论证这一类同性，笔者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你们可以参考柏格森的著作，他对情感的动态性质有格外精彩的论述。

　　物理学的时间不是动态的，因为它可逆。韦伯说过，历史学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不能重演，但物理学时间，你只要沿着确定性系统的微分方程的解，用时间的负值代替正值，就可以返回系统经历过的任何一点。前提是，如物理学通常假设的那样，汉密尔顿系统有唯一的解。所以，我们认可普里戈金的见解:物理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人类社会或者个体行为，总是沿着历史时间演变的。没有哪一个社会或个体行为能够沿着物理时间演变，这就是左边“动态”的含义。

　　历史的解释框架内的第三个特征，也是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第三个特征相对立而言，就是“归纳”。这里所说的“归纳”，是相对于“分析”而言的。而笔者所说的“分析”，就是康德在《逻辑学》或《纯粹理性批判》里所说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是从一些初始概念里面推演出概念原本就蕴涵着的内容。分析的命题，这是康德的见解，不必借助经验就可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先验的”。与“分析”相对而言的，是“归纳”，它必须借助经验才可完成。在康德意义上说，归纳的命题，首先是“经验的”。其次，我们运用归纳方法，是为了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概念或命题。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或命题，被称为是“综合的”。例如，我们从历史阅读中可以获得某一印象，认为四川和湖南的中国人比其它地区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革命。

　　于是，这样的印象可被表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凡四川省和湖南省的中国人，必定比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更适合于革命运动。又于是，革命党人可能凭借这一命题制订一套革命方针，例如，率先在四川和湖南两省组织和发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运动当可延至全国。我们说，这样的命题不能先天成立，因为它们的真确性需要有后天的足够多事实的支持，故而，统称为“后天综合命题”。康德相信，作为对比，还应当存在一些“先天综合命题”。他找到的例子是数学概念和命题。不过，经济学家海撒尼批评康德，说他的想象有误。海撒尼相信，数学概念和命题是后天综合的。

　　那么，在历史的解释框架内，是否可以有“分析”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分析”(Analysis)的意思是从原始概念经过逻辑演绎呈现出概念蕴涵的全部可能命题。也许因此，我们很少见到“历史分析”这样的短语。相对而言，经常见到“数学分析”这样的短语。在历史解释中，我们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归纳法。浏览历史，不论那是“大历史”还是“断代史”的某些细节，总之，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心得。如果这些心得可以表述为命题，这些命题就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反复想到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命题。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相当普遍地意识到诸如图3这样的理解框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若要解释转型期中国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是图3的全部而不能仅仅是它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些仅限于用图3的右边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学者，或是“隔靴搔痒”，或是“食洋不化”。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习回来，试图将中国的一切现象装在西方学术的框架里。在胡适那个时代，这样的学术就已遭遇了广泛的批评。另一方面，那些完全沉浸在图3左边的解释框架里的学者，常被“海归”的学院派学者称为“土鳖”。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完全不了解在西方或在中国之外以往一百多年学术思想的进展。于是，他们“闭门造车”并希望由此建构的理论能够“出门合辙”。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极少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是，以“海归”为一方面，主导了今天的学院。以“土鳖”为另一方面，主导了今天学院派以外的民间学术。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在野”学者，他们主要依靠自学成才或尚未成才。

　　虽然，他们根据左边提出的中国现象的解释，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但是，毕竟，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令人信服”这一短语，它要求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的多数都相信的解释。今天我们讲的“社会科学”，它是西方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一百多年里，基于西方以往数千年的叙事，逐渐确立的一个学术传统。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既然是在社会科学传统之内从事研究，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事实上，从1850—1950年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西方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仅用了右边的理解框架。到了晚近几十年，情况逐渐有了改变。他们不仅用右边而且努力用左边的理解框架来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只有这样的学者，才被认为是正宗的“中国学者”。这就是当代西方的汉学家，一方面他们努力要以中国人的视角，甚至努力要以中国人的情感来看待和理解中国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国学传统内，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多数学者仅仅用左边来解释世界。不过，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学者，有很多是最伟大的学者，他们试图以左边和右边两方面的视角来理解世界。

　　其实，隐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基本困境。一方面，我们更相信图3左边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右边的解释框架来表达我们的社会科学见解。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表达自己，才是令人信服的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将这类问题留给“后现代”学者去解决。或者，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再探讨这类问题。

　　中央用了一个双箭头，意思是:中国社会科学，要求的是整合，也就是整合左边和右边，从而能够实现老黑格尔的想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西方思想传统，无论如何，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主流传统，就是静态的和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情感的和动态的主流特征。当代的情况是，与中国学术相比，由于西方文明是强势的，所以西方学术也是强势的。那些生活在强势学术传统里的西方学者，于是很少有激励到我们东方来探索情感的和动态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弱势学术传统里的学者呢?我们当然有强烈的动力去学习西方学术，然后还有无法推脱的责任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两方面的冲动联合作用，产生了足够强烈的动力，让我们追求一种新的综合，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四、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一位西方社会科学家的优秀代表，终其一生(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位边缘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这部方法论专著里，他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

　　在中国大陆，因为奥地利学派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所以这本书在大半个世纪里是不能翻译出版的。现在由台湾夏道平先生翻译，你们会觉得不符合大陆汉语的习惯。

　　米塞斯指出，为了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你必须通晓经济学以外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这样的科学领域，还必须通晓诸如法学和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否则，你就会把行为科学与其它科学或学科的任务与方法“弄得混淆不清”。我们知道，凯恩斯在《马歇尔传》这篇文章里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仅仅懂得经济学，他还必须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

　　米塞斯说，“经济学的研究，一再地被一个错误观念引入歧途。这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经济学必须照其它科学的榜样来处理”。当时，他批评的很可能是德国历史学派。不过，今天，米塞斯的批评同样适用于那些努力要仿照物理学来处理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有些经济学家，因为见到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于是受了诱惑，希望能够像牛顿那样来解释社会。因此，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物理学”。我们通晓其它的学科，是为了要研究“人类行为”(HumanAction)。夏道平先生将人类“行动”翻译为人类“行为”，还特别在译者前言里面解释了理由。其实，行动和行为，在英文里有极大的差异。HumanAction，笔者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从来没有论述过，只论述过HumanBehavior。

　　利奥·斯特劳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派的思想教父，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起》这部作品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是“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weareinbetweenbeings)。介于什么之间呢?他说，betweenanimalandgod，介于兽和神之间。请注意这里，就引出了“行为”和“行动”这两个单词的极大差异。人类行为更接近神的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Action”，而更接近兽的那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Behavior”。

　　借助于斯特劳斯和阿伦特的阐释，我们可以说，“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是米塞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

　　虽然米塞斯被称为“新康德主义”，但他的先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不同。米塞斯的先验论，是基于演化理论的先验论。他指出，行为主体或者人类行动的主体，他不能任意选择他关于世界的公理。

　　这就十分不同于康德所言的数学家。数学家可以任意选择公理体系，例如他们不选择欧氏几何学公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非欧几何学公理。而人类则不能任意选择关于世界的公理，因为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公理，人类就会灭亡。所以，人类族群能够演化到今天，必定已经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足够多的真理性的关于世界的公理或假设。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米塞斯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不过，米塞斯始终或大部分时间是西方主流学术和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如果他曾经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它应当是历史的或演化的框架。

　　经济学家是否提出过类似的解释框架呢?当然，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就是张五常的老师艾智仁。他在1950年发表了《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学》。笔者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大约至少有三年，是引述了这篇文章的。

　　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凡勃伦———老制度学派的领袖，也设想过将生物学的演化视角引入经济学。

　　当然，马歇尔自己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曾说过，他可以在达尔文的生物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在牛顿的力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最终，他选择了力学视角，也就是静态的和逻辑的视角。

　　五、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承担着一项什么样的使命呢?笔者概括为:寻求“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这当然很难，尤其对西方学者而言，最难。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与他们的西方老师相比，有更大的比较优势。笔者的意思其实是说，社会科学在西方和在东方的演化，历史地和逻辑地，将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这样一种社会科学解释框架的使命，交付给中国的或印度的或其它生活在东方文化传统里的社会科学家了。如果我们放弃这一使命，那么，将来或者例如在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可能嘲笑我们，嘲笑我们无能、缺乏勇气，或者对历史不负责任。

　　满足逻辑与历史统一性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仍然要先回到逻辑的解释框架里。被观察到的行为，它的重要特征必须被抽象为一些“公理”，也就是右下角的那个集合A(Axiom)。但是，只有公理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满足于逻辑的解释框架，为了超越逻辑，为了融入历史，我们还需要左下角那个集合“情境”，记作集合S(Situation)。

　　我们解释任何一类行为，都需要有一组不同的情境假设。例如，解释你们这群人的行为，最常见的情境是“教室”或者“学校”。在学校这一情境里，你们的行为方式显著地不同于在例如“家庭”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例如“法庭”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例如“餐馆”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由于情境的不同，人类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大致上，我们假设可以写出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情境的集合。当然，在解释转型时期人类行为的时候，这个集合可能很庞大，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例如贪污，那位贪污了数亿或数十亿元的铁道部长，他在家庭里可能是富于温情的，在部长级干部群体里他可能被普遍认为是一位“仗义的朋友”。对于下属，他可能表现出另一套行为模式。总之，可以概括地说:他的行为是“情境依赖的”。

　　我们解释转型期中国人的行为，同时需要左下角的集合(S)和右下角的集合(A)，它们代表了两套公理，右下角的集合是关于普遍人性的公理，左下角的集合是关于特殊情境的公理。关于普遍人性的公理，中西类同，例如，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有自利心，社会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有利他心。孟子假设“恻隐之心”，荀子假设“人性恶”，诸如此类。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假设的行为学含义，并在不同的情境内检验它们的合理性。凡是人，就都有一些相对而言变化缓慢的价值观念。虽然人性本身也在变，但大致上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不变的，是行为学模型的参量，不是变量。

　　关于情境的公理集合，可能因具体问题而变化，否则，这个集合包罗万象，就很难建构行为学的理论了。首先，我们需要一些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常见的情境及其假设。注意，当我们列出一个常见情境时，它仅仅还是一个观念，例如，“谈恋爱”是可以想象的一个情境。但为了获得公理化的情境，我们必须赋予观念一些结构，于是就有“恋爱”和“谈恋爱”这两个结构，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进一步，我们应界定“恋爱”这一观念的内部结构。例如，它是否必须有异性参与呢?是否必须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交往呢?怎样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为里区分出“情感交往”呢?是否必须在进展到“幽会”的阶段时才有恋爱?如果不必如此，那么，是否包括“单相思”呢?

　　诸如此类复杂的情感问题，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对于我们要研究的行为，只要足够用，就可以了。其次，我们开始运用逻辑方法，以这两个公理集合A和S为前提，推演得到一些解释，就是可检验命题。

　　我们提供的社会科学解释(包括数学模型)应当与中国的数据相吻合。这样得到的解释，才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解释”。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学术问题，今天笔者没有时间探讨。例如，凡涉及到具体情境的时候，如何以公理形式表述呢?可以想象，关于任何一类具体情境的公理都是缺乏普遍性的，否则，就不会有具体情境了。那么，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怎么能够推演出普遍性的命题呢?如果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怎么能称为“理论”呢?一个仅仅描述特殊行为的数学模型能够提供的普遍主义解释，其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然，另一方面，一个普遍主义的数学模型，因为缺乏界定性，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大致可归入上述这两种类型。目前的情形是，诸如《经济问题》这样的期刊，更频繁地发表基于普遍主义数学模型的文章，而诸如《农村经济研究》这样的期刊则更频繁地发表基于案例研究的特殊主义的文章。

　　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里面讲过，知识可以有“真”，也可以有“通”，他追求的知识境界是“真且通”，如若真与通不能兼得，他宁可求其真。这里的真，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解释，是“真正感”，而不是逻辑的真。“真正感”，我们仔细品味，三个字，每一个都很关键。首先，核心的是“正”，不是“邪”。你当然可以有真实的邪恶感，但那就不是真“正”感了。其次，就是这个“感”字，有所感，有所悟，有激情，有情感。这四个方面，密切相关。金先生用字极其考究，也因此，读他的文章，需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熊十力语)。金先生说的“通”，是逻辑的通顺与自洽。

　　知识若要令人信服，当然不能是自相矛盾的。你说你看到现在下雨并且现在没有下雨，你认为有谁会相信这样的陈述吗?不过，逻辑自洽的体系或数学模型，你可以制造无数个，原则上，你可以有的逻辑体系的数目是无限多的。金先生说，在情感上，他宁可求其真而不能为了逻辑的通顺而牺牲真正感。他讲这段话时的心情，真的需要我们细细的品味。

　　参考文献:

　　［1］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M］.夏道平译，台湾:远流出事业出版公司，

　　［2］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