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

　　摘要: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社会科学于19世纪下半叶确立为一门学科，有成熟的研究框架。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它处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转型期，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使中国社会学家的工作陷入一种基本困境。本文在详细论述“三重转型期”的过程中，整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解框架，提出研究中国“三重转型期”应该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方法。

　　关键词:转型期;中国社会;社会科学研究

　　一、本文使用的“社会科学”，仅指在西方学术传统或者西方思想传统中，19世纪下半叶以来确立的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门学科并不存在。这一事实，可以参阅沃勒斯坦的考证。所以说1850年之前，在西方是没有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社会现象，那当然自古就有。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工作。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称为“第一种叙事”;人文学研究，我们称为“第二种叙事”。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在大学里养活一批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他们不需要从事诸如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也不需要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样的课程。我们参考配第的著作，或许最初这些学者是为国王税收服务的人口统计学家。后来，他们开始有系统地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为诸如保险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服务。事实上，耶鲁大学的希勒教授曾指出，最早的保险业广告出现于罗马帝国晚期。当然，在人类社会中，赌博的出现比保险业更早，例如出现在古代埃及。为了赌博，印度的学者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很早就有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大约在中世纪晚期，这些知识由阿拉伯学者介绍给西方学者。这样，西方社会从人口学开始，逐渐地有了一门被称为“社会学”的学科。大凡社会现象，都属于早期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在孔德的时期仍是这样。中国洋务运动以后，同文馆演变为大学堂，讲授西学。1900年以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商学，明显地不同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演变，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各种源流，因缘际会，形成了19世纪后期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的西学，它至今仍是一种西学。虽然，我们正在努力让它有本土传统。

　　概括了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首先，我们研究行为，而不是研究一般的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我们研究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行为。其次，它应试图为观察到的行为提供解释。当然，这种解释需要基于科学方法，从而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样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令人信服的解释。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学生在课堂里坐着但入睡了，我们怎样解释他的行为呢?首先，如果这是偶发性的现象，社会科学家不必提供解释。因为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解释，需要符合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有了统计学，社会科学解释就变得很不同于弗洛伊德在《释梦》里提供的那些解释了。那么，释梦的弗洛伊德，他算是社会科学家吗?社会科学家不试图解释某一个人的偶发行为，而是试图解释大量的人的某一行为或一个人的大量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统计显著的结论。所以，我们假设这名学生“统计显著地”多次在课堂里睡觉。当然，老师们可以想象一些相互竞争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老师讲课“太催眠了”。另一个解释是，这名学生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当社会科学家面对相互竞争的解释时，他们会进一步收集数据，希望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解释本身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但我们不能过度地解释。所以说，社会科学家试图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convincinginterpretation)。谁信服呢?就是被认为是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群体。解释本身需要一个学术传统，在传统之内，解释具有说服力。根据哈耶克的见解，个体行为有三个层次的传统:第一个层次是“个人经历”或“个人史”，这可以称为“个体传统”。最近十几年，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幸福”的研究，有了大量基于个人经历的幸福感问卷调查。经济学家当然重视幸福感，因为这是“效用”或“偏好”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经济分析。当代的研究，有学科交叉的趋势。经济学方法影响了其它学科的研究，同时，例如在幸福感的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学家愿意在这一层次进行观察和研究，因为他们在这一层次可以有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现在我们讨论个体行为的第三个解释层次，我们试图界定一种比个人经历更深、影响更广泛的因素集合。然后通过数学模型或逻辑推演，得到一些可检验的命题。马歇尔在撰写《经济学原理》时确实设想过在生物学视角下建构经济学原理，大约在仔细权衡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设想。总之，个体行为的最深层传统，是动物学和生物学的传统。

　　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的构想，源于哈耶克。他在年轻时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元心理学”的著作———《感觉的秩序》，这部作品至今仍无中译本。哈耶克刻画了人类行为的三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传统:个人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生物学的种群传统。今天，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大致可以容纳在哈耶克提出的这一理解框架之内。当我们为某一类行为提供解释的时候，我们在图1的右侧和左侧之间往复运动。

　　首先，我们在右侧的三个层次中寻求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那一类行为的理由。所以，右侧形如金字塔，最表层是个体行为，逐渐向深层探究，就是前文述及的三层传统。然后，我们带着在右侧得到的初步印象返回左侧，处理我们观察和收集的数据。如果数据处理结果不能令人信服，我们就再次返回右侧。这样往复运动多次之后，或迟或早，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合理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基于数学模型，也可以不基于数学模型，例如，基于一些“故事”或一些“案例”。社会科学家不必是经济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是否令人信服。令人信服的解释，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被称为“传统叙事”。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需要系统地观测并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解释。这是社会科学和例如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例如，我们很少能够检验一部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能够检验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真实性。

　　二、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笔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见解，笔者称之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假设

　　所谓“三重转型”指的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转型。在图1中，我们看到第二层次的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它的影响比个人经历深远得多。也因此，它很难界定。例如，“文化”的定义就过于纷乱，以致于目前还没有可信的统计方法。按照钱穆先生的阐述，“文化”不同于“文明”，前者偏重精神而后者偏重物质。我们说的文化的转型，主要是指情感方式随着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而发生了虽不迅速但十分显著的改变。情感方式的可观测的方面，例如核心价值观，在以往30年里，当然有了显著的改变。根据许多人在中国的观察和感受，与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相对缓慢的改变相比，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改变剧烈。其实，在东亚各国，例如日本和韩国，都发生过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转型。统计指标显示，当时日本和韩国的离婚率和自杀率都显著地上升，与中国的情形一样。核心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影响了行为主体应付生活压力的方式。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危机，怎样应付危机取决于核心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自杀，当然是一种选择。不自杀而去杀人，这也是一种选择。在文化转型剧烈的时期，大部分人可能完全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很难确立为核心的，似乎都正确，而且，关键是，似乎都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不能足够地稳定，那么，遇到危机，就很容易有“极端反应”。在大学里，最近10年，年轻人的自杀案件相当频繁。为什么呢?从经济学角度推测就是活着不如死去。

　　为什么呢?生活压力很大，难以承受。为什么生活压力很大就难以承受呢?最终，一个人应付生活危机的最终根基，是他的心理能力，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情感方式，而情感方式与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文化转型期可以很漫长，例如中国的这一次文化转型，有些学者认为是从宋明开始的。那时，儒家传统遇到晋唐时期在中国就已生根的佛家传统的严重挑战，于是有“新儒学”的兴起。多数学者相信，这一次文化转型期从清末开始，是一种合适的判断。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提到以往一百五十多年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以清末为开始，这一次文化转型大约何时结束?很难预测。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当然也不是完全随机的。武断地预测，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一次转型期，大约要占用数百年的时间吧。在社会仿真的研究中，我们通常假设每一个社会稳态的破坏和形成新的稳态，这段转型的时间长度，大约是稳态时间的长度的1/10。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1/10就是500年。清末至今，大约百年，那么，还有400年的路要走。当然，不必是500年，也可能300年就基本结束。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猜想，而是推测未来中国文化可能是怎样的，例如，西方文化的哪些要素可能融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哪些要素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求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艰苦的工作，而且是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与文化相比，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期可能更容易研究，这也是本文要解释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的主要方面。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不用考虑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西方过去150年的社会形态虽然有重要的革命和战争，但基本上是稳定运行的，或者说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比较稳定。把中国社会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比如说欧洲和北美社会在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做粗略对比，你会发现，西方社会发展的比较平稳，而中国社会则是在一种激烈的撞击当中。也就是说，在图1的个人经历下面的层次———社会文化传统这一层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说单位时间内的改变比较大。比如说，10年之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幅度，在西方社会可能需要经历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

　　大约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感觉到，完全照搬图1所示的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是行不通的。到了1990年代后期，最先回国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来应该要有“中国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国学派”。因为，中国经济在我们感觉中确实与西方老师们研究的西方经济很不一样。

　　在三重转型当中，经济的转型可以说是最为迅速的了。大家有目共睹，以往30年，我们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实，政治的转型也一直在进行，只是比经济转型更曲折而已。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这一次政治转型期的最重要事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辛亥之后的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1949年以来国内格局的演变———政治的转型始终比较艰难，所以曲折也多。

　　以上所述，只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概括，当然也就不能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感受到的上述三个转型期，与我们这两代中国人的经历恰好重合。你们可以浏览世界地图，不难看到，同时经历这样的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在地图上只能找到一个和中国情形相近但国土范围很小以致不能相提并论的国家。

　　借用数学语言，社会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我们称为“转型期”(TransitionalPhase)。

　　现在，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对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新的稳态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完全不清楚，凭感觉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想象不出来，所以只能推测，转型期需要至少300年。

　　30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将会是什么形态?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模式很可能是“市场导向的”。但是今天再看这一预期，笔者感觉很悲观。一方面是政治模式的转换，我们知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在西方各国，称为“民主政治”。

　　并不是任何政治体制都可称为民主的，因为民主政治要求一套核心的程序，例如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的竞选过程，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的两个显著特征。关键问题是，如果300年转型期的结局完全无法想象，那么，民主政治当真是正确的选择吗?另一方面，即便我们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正确的选择，那么，200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以及由此展望未来，是令人悲观的。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似乎越来越不是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了。不论如何，30年前，我们没有想清楚，现在似乎越来越想不清楚，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基本困境。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构经济模型的时候，假如旧的稳态被打破了，而新的稳态甚至无法描述，那么可以想象，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就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至少比稳态的社会高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折现率很高。也就是说，未来的钱，贴现到今天，其实不值钱。我们知道，高折现率的行为和低折现率的行为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存量的经济决策。存量，不是流量。我们吃一顿饭，或出去旅游，这是流量的问题。投资或安排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存量问题。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也是存量问题。中国的建设，只要涉及5年以上的投资，几乎没有一项是高质量的，因为折旧率太高。

　　所以，对中国大众而言，在转型期，5年内的事情可以谈，5年后的事情不值得去讨论。因为是个问号，谁都想不清楚。这样一个描述，它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当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将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行为看做是基于高折现率的行为。其中，当然包括常见的欺骗行为和官员的腐败行为。注意，高折现率是描述而不是社会科学解释。笔者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同事里有几位白人教员，他们经常问我:中国人的行为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西方人呢?笔者说“裙带关系”是否中国特色?他们说不是，因为西方人也常利用“in-laws”(因婚姻关系而有的亲戚)这样的关系。假如你寻找的是令人信服的描述，那么你必须定量地估算“关系”在西方和在中国经济生活里的强度或广度，然后，你可以对西方同事指出，你们看，这一参量在西方是A，在中国是B。如果A和B有显著差异，那么，你的描述在学术上就是令人信服的。余下的工作，就是为这一描述提供合理解释。科学工作，首先是将一个诸如“关系”这样的观念，赋予结构，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概念。其次，将概念置于现实情境内，寻求可观测的指标，于是你就将一个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概念。只有在可操作概念的基础上，你的研究才可能是科学的。

　　通常，在一个稳态社会里，折现率是2%或者更低。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诸如房地产开发这样的投资，如果年均回报率低于25%，就可以认为是很不合算的。浙江的民间金融，你去贷款，年利率不能低于25%，通常是30%或更高。这些都是现象，你描述这些现象，你同时还应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高的折现率?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折现率这样高?笔者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说，是行为短期化的倾向导致了高折现率。那么，首先，这是教科书式的循环阐释，不是科学解释，它是同义反复。如果说，是高折现率导致了行为短期化，也是同样正确的陈述。科学解释，不是循环解释，而是基于真实因果关系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问题，根据例如“三重转型期”这样的假说，建构一些模型，然后推演得到诸如“折现率很高”这样的可检验命题。这件工作笔者无能为力，而且笔者认为没有人能完成这件工作。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从旧的稳态转向一个新的稳态，这个新的稳态完全想不清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折现率的争论中，贝克尔曾指出，只要你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考虑未来，未来就可以被你想清楚。至少，你认为想得比以往更清楚了。贝克尔的意思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任何人，在这一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越大，他能够得到的资本存量就越大。资本存量，在这里就是关于未来的判断能力。现代社会，有一些人被称为“未来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在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判断方面有需求，根据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我们就可以请专家替我们想象未来，甚至请专家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判断。

　　总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长度，经济的转型大概需要30—50年，而文化的转型大概需要300—500年。即便经济的30年转型期，究竟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与西方稳态社会的人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样的实质差异，我们尚且无法说清。那么，政治的和文化的转型期及其特征，想必就更难说清楚了。

　　就笔者理解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根本就是要回答笔者称之为“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它可以表述为:一个社会如何能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里，把过剩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换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

　　首先，“发展”不同于“增长”。我们观察一个经济，如果单纯观察它的产出量，就称为“增长”。如果不仅观察产出量而且也观察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以及引致结构变化的更深层的原因，那么我们所见，就可称为“发展”。其次，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194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的现实问题主要来自战后民族独立各国(后来被统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地球上的人群，长期而言并没有所谓“发展问题”。对人口而言，长期是指百年以上的时期。数据显示，地球上的人口增长率，在最近一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在零增长率的附近波动，平均起来就是零增长率。不过，围绕零增长率的波动，表现为极高的出生率和极高的死亡率，二者相互抵消。有据可查的出生率是平均每名女性在生育年龄总共生育15—16个孩子，这样高的生育率，被认为是人类生育率的生理极限(fecundity)。生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成人之前死去了，平均而言，每名女性只有不到3个孩子可能生存到生育年龄。再向前追溯，大约有过许多这样的以“一万年”为单位的漫长的人口稳态时期，在这些稳态时期，是人口转型期或过渡期，主要由知识和技术的缓慢积累引发。例如，大约250万年前，被认为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直系先祖———“能人”，掌握了打磨石器的技术。大约150万年前，他们又逐渐掌握了火种保存的技术。这两次重要的技术进步，显然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我们能够推测，那时，旧的人口稳态瓦解，转型到一个新的人口稳态。最近的一次转型期，现代智人，从狩猎与根块采集时代转入农耕时代，这当然是一次技术飞跃，结果是人口数量和密度都有了显著增加。然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细节，就可观察到，在每一个稳态时期里，其实还有许多更短的过渡期和稳态期。例如，我们知道，欧洲人口经历过黑死病的毁灭性打击，死亡率不是以50‰这样的比率计算，而是所谓“人口减半”———根据保守的估计，欧洲人口在最近的一次50年的黑死病时期，减少了大约2/5。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口，也经历过几次毁灭性打击，也有“人口减半”的记载。

　　每一次这样重大的事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制度变迁，以及相应地改变人类的生育行为。最近的这一次改变，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迁移”(DemographicTransition)，普遍见于欧洲人口和亚非拉美各国人口。具体而言，一方面，人口的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的稳态时期;另一方面，人口的死亡率，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的逐渐改善，例如，城市饮用水的洁净程度增加或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都可以极大减少如霍乱这样的传染病的爆发概率，总之，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统计学显示，决定出生率的最重要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首先是母亲的教育程度(注意不是父亲的)，其次是生育控制技术的普及程度，最后，才是人均收入。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女性教育的普及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所以，在各国都发生了人口生育率迁移现象:因为死亡率显著降低而出生率并不随之降低，故而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然后，出生率开始下降到接近死亡率的水平，于是，人口再次进入稳态。在半个世纪里，每年都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资源有限，怎么养活这些人口呢?这就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因为要养活这些“多余”的人口，所以必须开发新的资源。农业社会，土地是有限的，于是这些多余人口就会转移到工业部门，于是有“工业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发生在欧洲。那时，欧洲的人口生育率迁移产生了大批“过剩人口”，不过，这一时期恰好对应着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并移民美洲的时期，所以，人口压力被释放出去了。亚非拉美各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人口生育率迁移时期的，不要说新大陆，就是旧有土地也差不多都耗尽了。所以，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快地将这些过剩人口转化为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要尽快呢?因为过剩人口迁移结束的时候，如果过剩人口仍然是“过剩的”，那么，社会将充斥着老龄的过剩人口———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那时，平均的生活水平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对市场经济学家而言，原本没有任何人口可以是“过剩的”。因为，失业的人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就有了就业机会。不过，这一见解只适用于工业社会，未必适用于农业社会。所以，经济发展通常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

　　大约在2013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转移就会结束，那时，我们的“人口红利”将转换成人口的“黑利”。也就是说，老龄化将日益拖低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这一老龄化过程，大致将在2050年进入人口稳态期。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2050年，你希望你的后代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韩国人在那时的1/2，或者相当于日本人在那时的1/3。注意，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以上介绍的，只是中国的三重转型期当中的经济转型期。中国以外，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三重转型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面对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困境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不仅是其他转型期社会的人类行为，而且是处于三重转型期的人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