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鉴特性及指标探讨

　　摘要: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属性的不同、出版品型态和内容的差异及学者自我期许的差异，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评鉴及评鉴指标的特性当有不同的方式。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具有出版种类多元、图书与期刊均是重要的出版品、图书引用比率高、研究议题具本土性及引用较旧的文献数据等特性，因此进行学术评鉴时不能仅就西文期刊文章数及其被引用次数进行评鉴，应采用结合书目计量与同行评鉴的多元指标，同时考虑较长时间的出版品数量和质量。

　　关键词:学术评鉴;人文社会科学;书目计量;学术评鉴指标

　　学者须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为了解学术研究的水平，并藉由比较促使研究人员重视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升国家整体的学术水平及全球竞争力，针对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所进行的学术评鉴，对任何领域的学者而言，其重要性及必要性均不容置疑。尤其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知识成了主宰经济的核心角色，与知识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是带领国家发展的重要推进器。换言之，学术评鉴可了解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后续学术质量提升及规划发展的参酌依据，并以竞争刺激研究人员学术质量的精进。

　　然由于学科属性的不同、出版品型态和内容的差异，甚至于学者自我期望的差异，不同领域学术评鉴当然须有不同的方式，毕竟各领域研究人员的学术评鉴方式将直接影响学术评鉴的结果，故学术评鉴的方式必须要能符合学科领域的研究产出特性，才能确实呈现出各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学术评鉴一直是以定性的方法为主，强调同行互评，目前虽兴起定量的方法，辅以书目计量的方式，但定性与同行互评仍位居学术评鉴的主流地位。一般而言，将定量的学术评鉴发挥到极至的学术排名，虽然招致争议，但却似乎是主政者及一般大众的最爱。不可否认的是，排名是一种方便又合于趋势的评鉴方式，然为了排名就很容易使用数字的量化处理，但数字本身却又往往无法代表欲评鉴的复杂状态，致使评鉴常陷入二难的局面。因此，不管采取定性或定量的评鉴方式，为适应不同学科研究特性的差异，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特性进行了解，将有助于正确建构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特性。

　　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学术评鉴未被广泛讨论之原因，除了个人之学术评鉴不是主要之学术评鉴层次外，主要可能是由于不同学科特性之差异而无法采用同一标准进行所有学科之评鉴。

　　Hodges等(1996:3－13)以英国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简称RAE)之1992年评鉴标准，比较4所大学有关工程、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系所之出版品、研究生及外来研究经费之差异，结果从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将五大学科划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工程、医学及自然科学，另一个是社会科学及艺术，并找出学科性质差异，因而不宜以相同之评鉴方式同时套用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学术评鉴上。因此英国Lough-borough大学之教师升迁评鉴标准(ResearchPerformanceCriteriaforPromotiontoSeniorLecturer)即依学科领域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并在研究产出、研究经费及学生指导三大类之各细项评鉴指标配有不同之权重值。

　　综合言之，从学术评鉴之目的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学术评鉴不容忽略。由于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有助于思考其评鉴本质与评鉴方式，因此本文将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产出行为，进而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特性。其次探讨各种学术评鉴指标之意义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评鉴中之适用性，并提出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学术评鉴方法与指标上之建议。

　　一、人文社会科学之特性

　　有关人类的知识范围，学术界惯以学科予以划分。15世纪以前，人类的各种知识均是包括在哲学中;15世纪以后，科学才自哲学中分离出来(朱渊寿)。学科的划分虽然主要是朝更专业化的次领域发展，但也包括科际整合的相反方向发展，因此与早期所有人类知识均一统筹在哲学单一范畴内相比较，现今学科领域的发展的确是具有复杂及多元化的特性。不过直至今日，大家对科学属性的认知仍无一致看法，究竟要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还是要以其他方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一直是争议性的议题，因此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是否为科学的争议亦一直存在。

　　大体上，科学属性的定义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科学将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属于准科学，人文科学并不是科学，只能称之为学问;广义之科学则将科学定义为一切系统化的知识，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地位(朱渊寿)。虽然过去许多人企图建立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准，但在没有获得普遍接受的情形下，即使多数人了解科学活动的共有特性可能不一定存在于人文领域中，以及大众对科学家的认定系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研究人员或生物学家，并不包括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家，但习惯上大家对科学领域的界定及划分，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三大类，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本文将偏重自然界研究的学科归属为自然科学，而偏重人类相关活动的学科则归属为人文社会科学。

　　就科学的广义定义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科学，其差异主要来自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对象上，自然科学主要是以人以外的自然物体为研究对象，人文社会科学则以人及其相关行为或活动为主;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较讲究分析及理性，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则较偏重直觉性及想象性。不过，一些传统人文科学也以科学方式进行研究，例如文学研究试图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要素的统计，考古研究以化学、物理和生物学方法帮助测定艺术作品的创作年代;另一方面，与此相反地，对科学史、科学哲学之研究却是采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上部分学科属性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变化，例如建筑学原本是艺术的一个分支，但随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兴起，在功能主义影响下，进而发展成一门工程学。不过近年来，由于强调建筑与人之间的亲和性，导致建筑学又朝向人文学科方面移动(高建平)。可见以学科来

　　划分科学属性，对于界线两旁之部分学科会有难以厘清的困难，于是有些人也试图以研究方法，而非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领域的划分标准。

　　有关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探讨，Zuckerman提出“成文化”(Codification)的认知结构差异的看法，所谓“成文化”系指将实证知识变成简明的、可依赖的理论公式(Zuckerman＆Merton，1972:497－559)。如从“成文化”的观点来定义科学化的程度，在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验证及获得相同结果的精确度影响下，社会科学被质疑其是否为一门科学，而人文色彩更重的人文科学，更是受到更大的非科学的质疑。事实上，“成文化”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观点，因早在20年前，Conant即提出“经验主义程度”(DegreeofEmpiricism)的相对概念，亦即当该学科的通则及理论可提供事先据以计算出实验结果或设计出一机器时，则该学科的“经验主义程度”即是相对较低的(Zuckerman＆Merton，1972)。

　　如以“经验主义程度”并同前述“成文化”的概念描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性差异，较倚赖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其“成文化”程度较低，“经验主义程度”较高。此外，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差异描述上，我们也习惯以软硬程度来表示学科之间的特性差异，亦即自然科学较硬，人文科学较软，而社会科学介于前二者之间。简言之，虽然广义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均被视为科学活动，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导致科学的软硬程度并不相同。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的特性，了解其与自然科学学者研究产出特性的差异，以厘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不能采用同一标准的观点。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出特性

　　任何学科中，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经过正式的出版发表，才被认为是其真正的著作。即使目前网络出版既方便又普遍，但对于学术社群而言，经过审查的出版品才能具有权威性及被认可性。

　　同时，研究成果的展现也是学术传播之沟通管道，使他人了解学术的研究议题及发展状况，并进一步希望能对社会发挥影响，以知识的力量为人类谋福祉。为此，研究产出的评鉴系学术评鉴的核心焦点，而任何评鉴都以能真正评量评鉴对象为最高指导原则，故在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议题前，须先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特性，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来探讨。以下将分别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文献引用之主要来源、著作发表及引用文献之语言、引用文献之分布时间等四个方面逐一说明。

　　(一)主要出版品种类

　　依据澳大利亚Wollongong大学研究政策中心所建置的澳洲各大学1991年研究产出的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出版品是图书及已出版的报告，自然科学的主要出版品则是期刊文章及会议论文(Bourke＆Bulter，1996:473－494)。如进一步分析各学科之间的差异，法学方面，1996年比利时法学学科评鉴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个人著作的图书为最重要的法学出版品(Luweletal.，1999);另Nederhof等(1989:423－435)依据荷兰大学1980年至1985年年度报告中的出版品资料，分析8个人文及社会学科系所的出版品种类，发现期刊文章占全部出版品之35%—57%，图书部分(图书、编辑图书及图书章节三类总和)则为25%—40%，虽然期刊文章与图书部分二者之间的出版数量百分比因不同学科而有差异，如一般语言之期刊文章出版比例(35%)低于图书部分比例(41%)，是8个学科中期刊文章出版比例最低者，而荷兰语则有高达57%的出版数量是期刊文章，为8个学科中期刊文章出版量最高者，但整体而言，图书与期刊文章均是人文社会科学相当重要的出版品种类，二者之间的出版量比例并无明显差距。

　　虽然图书与期刊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要出版品，但在出版品出版数量比例的比较上，人文社会学科比自然科学更仰赖图书，且出版品种比自然科学多元，也间接反映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比自然科学文献的分布更为零散(Fragmented)。

　　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较偏重本土，使得大部分社会科学文献较难被国际性数据库收录(Hicks，1999:193－215);二是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强调启迪一般社会大众的功能，希望透过大众性出版品(PopularizingPublications)将学术研究介绍给一般社会大众了解(Nederhofetal.，1989)。如前述Nederhof等人分析荷兰8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显示荷兰文学及公共行政2个学科的出版品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启迪一般社会大众的大众性出版品(Nederhofetal.，1989)。

　　此外，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出版更多图书的原因，除了肩负启迪社会大众的责任外，还包括人文学科的长期文化传统是以撰写体大思精的专书为最高学术指标(颜昆阳)，管理学学者有出版图书以增加收入的传统以及自然科学家被预期有新发现及被迫要尽速出版，而由于社会科学家的职责不是在“发现”新事物，一般无须面临快速出版的压力，故有较充足的时间去写书(Nederhofetal.，1989)。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出版频率较高的期刊是最具时效性的研究发表的传播媒介，但社会科学家最好的研究产出常常是花费时间及心力较久的图书，导致图书被引用率也相对提高。

　　综合言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除出版时效较高的期刊外，还包括学术性的图书、编辑图书及图书章节等与图书相关的出版品种类。然而比自然科学家出版更多图书及较仰赖图书，意味着对其出版品的评鉴不能仅以期刊文章为评鉴对象，加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强调本身对社会大众的启迪使命，故也会出版非学术性的大众性出版品，提升社会大众的学术知识素养。另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出版品种类较多元，分布也较零散，其研究产出并无法仅透过少数国际性大数据库即能搜罗完整。

　　(二)文献引用之主要来源

　　Earle及Vickery(1969:123－141)比较英国的社会科学、科学及技术三大类出版品的文献引用情形，发现社会科学最主要的文献引用来源是图书，科学及技术类则是以期刊文章为主。如进一步检视社会科学各领域，管理学方面，Popovich(1978:110－117)以31篇博士论文，计2805个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有49.1%的引用来源为期刊文章，31.9%为图书。经济学方面，Fletcher(1972:283－295)分析1950年、1960年及1968年9种经济学期刊的引用文献，发现这三个年度的期刊文献与非期刊文献的被引用率之比分别是42.6?57.3、44.9?55.1及47.3?52.7，显示经济学的期刊文献被引用率将近所有文献种类之一半，且有逐渐上升趋势，而在大约超过50%之非期刊文献引用中，有八成是引用图书;另Robinson及Poston(2004:53－65)分析在JournalCitationReport的ImpactFactor排名第4名至第6名的三种经济学核心期刊(分别为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及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9年中78篇文章的1759个参考文献，得知被引用比率最高的出版品为学术期刊，所占平均比例为58%，其次是图书，比例为15%。政治学方面，Buchanan与Herubel(1993:63－70)分析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政治学的图书及期刊文章引用比例分别为75.5%及21.1%;另Stewart(1970:329－353)的研究显示，在1700个参考引用研究样本中，图书的引用次数最高，计1124次，约占全部引用的66%，其次是期刊文章的398次，约占全部引用的23%。社会学方面，Guha(1971:445－452)仿照1969年Lin及Nelson分析重要美国社会学期刊文章参考文献，将之用在欧洲社会学者引用习惯的分析研究，分析6个欧洲国家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期刊，结果显示欧洲社会学家最常引用的参考数据是图书，比例为50.0%—71.2%;其次是期刊文章或会议论文，比例为24.5%—37.6%。另外，Lindholm-Romantschuk(1996:389－404)以Choice中于1971年至1990年出版的37本杰出社会学图书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显示有72.31%的引用数据来自图书。

　　另外在人文科学领域，图书信息学方面，施孟雅(1992)分析1981年至1990年图书信息学期刊之2638个引用文献，发现引用文献的数据类型中，最主要者是期刊及图书，所占的比例各为46.1%及38.1%;Hamade(1994:139－150)分析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声望的图书信息学期刊MaktabatAl-Idarah，自1978年至1988年的82篇期刊文章之1210个引用文献，发现引用文献来源中，图书占49.3%、期刊占28.3%，其他包含报告、研究报告、论文及百科全书等占22.4%;郑丽敏(1995:210－238)分析比较台湾地区7种图书信息学刊，自1974年至1993年计1079篇期刊文章之参考数据，显示1974年至1983年之期刊文章引用图书与期刊的比例各为57.21%及39.32%，而1984年至1993年之引用比例则变更为48.31%及48.84%。

　　人类学方面，Hider(1996:1－1)针对英国具领导地位的人类学期刊Man:Journalofthe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分析1966、1971、1976、1981、1985、1991、1992、1993年8个年份的引用参考数据种类，发现图书是最常被引用的数据类型，其次是期刊，且图书被引用的比例，除了1991年下降至40%外，大致上均呈现平稳的微幅上升，维持在约40%至50%的比例;至于期刊被引用比例则是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66年的43.4%降至1993年的25.3%。

　　Choi(1988:85－67)检视1963年及1983年部分美国人类学的核心期刊，则发现图书的参考引用占有四成比例，略低于期刊约五成的比例。哲学方面，Buchanan与Herubel(1993)分析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图书是最主要的引用数据源，其次是期刊文章，其中引用图书及期刊文章的比例分别为81.3%及13.3%。另Lindholm-Romantschuk(1996)以Choice中于1971年至1990年出版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显示有88.52%的引用数据来自图书。历史学方面，Jones、Champman及Woods(1972:137－156)分析7种英国历史核心期刊的1968年至1969年计个注释，最主要的参考文献为图书，占全部参考文献的34.1%，其次是期刊文章，占21.5%。

　　文学方面，Heinzkill(1980:352－365)分析15种英国文学研究期刊的9556个注释，75%的引用来源为图书。音乐方面，Griscom(1983)检视1975年至1980年间音乐学论文的3789个引用文献，发现图书的被引用比例为58.0%，比期刊文章的被引用比例(29.8%)高出近一倍。另Baker(1978:182－200)对MusicandLetters、MusicReview及ProceedingoftheRoyalMusicalAssociation三种音乐核心期刊的1965年至1974文章的参考数据分析发现，图书被引用的比例最高，为38.75%，其次是期刊文章的18.29%。另崔燕慧(1997:43－67)分析台湾地区83种文史哲期刊346篇样本期刊的15261个引用文献，发现专著是最主要之引用数据源，占47.20%，其次是古籍占28.90%，期刊占15.27%。而Knievel及Kellsey(2005:142－168)从艺术、古典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及宗教等8个人文学科的一种2002年重要期刊的引用文献，发现不同学科的引用文献来源，除哲学学科的图书及期刊的比例相近外，其他7个学科的图书所占比例均比期刊所占比例高出23.2%至76.4%，但整体而言，此8个人文学科的引用文献来源均是以图书为主，平均比例为74.3%，其次是期刊(25.3%)及电子资源(0.3%)。

　　将有关人文社会学科引用图书及期刊文献的研究结果做了汇总，由此可以看出图书在人文社会领域的被引用比例相当高，比期刊文章的被引用频率还高，特别是“成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文学科的图书被引用率比期刊高出许多，与自然科学家的主要引用来源以期刊文章为主不同。换言之，图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相当看重的出版品种类，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不能仅以强调期刊文献引用的国际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引用数据为唯一的评鉴依据。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如经济学科的图书被引用率略低于期刊文献，或是有些学科可能因研究取样范围或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不同学者对同一学科的研究结果存在相当数据上的差距，表1也足以反映图书及期刊两类出版品在人文社会学科的相对被引用情形，但由于在不同领域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不宜直接进行不同领域或同一领域不同研究结果的百分比数据比较。

　　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结果，可以发现在人文科学方面，虽然图书的出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量略低于期刊文章的数量，但人文学者却倾向引用较多的图书文献，显示出图书对人文学者研究的影响相当深远，以及人文学者相当看重图书的学术质量，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必须同时考虑图书及期刊文章，甚至将图书置于较高的地位，才能更完整呈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情形。

　　(三)出版及引用文献之语言

　　学术的创新与进步讲求将彼此沟通的学术社群群体扩大，因此强调学术国际化的重要性，希望研究者的视野能提升至国际层级，让全球研究群体都能掌握到最新的研究发展，而在英语为世界主要沟通语言的情形下，要使个人研究成果具有国际能见度，基本要件即是以英语为出版语言。

　　但事实上，以何种语言为研究出版的语言与研究质量无关，学者在选择发表语言时，通常会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此研究应该要和什么样的人讨论及对话;二是如果要让此研究最大的同行团体利用及批评这篇文章，应该要以何种语言发表(朱敬一、王泛森，2001:7—10)。对某些学科而言，语言只是表达工具，而非思考模式，但对某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意味着语言“之中”思考，故研究者本身最熟悉的语言，即是最具学术原创力的语言，也往往是研究者本身的母语，而非第二或第三外语(张小虹，2003:12—14)。因此受到母语的影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均习惯先在本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接着才往国际期刊努力，而能在非本国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文献，其困难度也是最高的。

　　Nederhof和Zwaan(1991:332－340)研究A＆HCI及SSCI数据库中6个学科，发现非荷兰籍的学者大都知道以英文出版的荷兰期刊，但并不清楚以荷兰文为出版语言的期刊，且研究结果除显示以英语出版的文章较具能见度外，也显示非荷兰籍的学者由于语言障碍的问题，会看不懂且不会去注意以荷兰文为出版语言的相关期刊，使得语言成为学者是否会阅读某篇文献的先决条件。其他相关研究也指出，自然科学家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较常以英文作为著作发表语言，如Kyvik(1988:162－172)的研究显示，挪威44%的人文学者及54%的社会科学学者是以外国语言(英语)出版，而自然科学家使用外国语言出版的比例高达80%，医学领域科学家的比例甚至到达84%，因此自然科学及医学领域的学者比人文社会学家更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国家出版，而Kyvik认为社会学家比自然科学家出版国际化程度低的原因有三:社会科学的研究较具地域性;在以英文为出版语言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较小;社会科学的报酬系统(RewardSystem)较无刺激国际化出版的诱因。

　　进一步比较人文社会学科各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Broadus(1971:236－243)检视及比较过去学者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及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结果，显示这5个学科以英语出版文献的比例高达87.7%至99.3%之间。人文科学领域方面，以Knievel及Kellsey(2005)分析艺术、古典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及宗教等8个学科为例，其发现8个学科的主要引用文献语言均为英语，其分布比例高低依序为哲学(99.7%)、宗教(84.7%)、文学(83.8%)、历史(80.5%)、古典学(79.2%)、音乐(71.9%)及艺术(65.3%)，整体而言，8个学科引用英文文献的平均比例为78.2%。

　　就研究性质及对象而言，除了英美语系国家外，每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常因研究具有高度的本土关怀，对该国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及提出建议，因此自然会以最符合该国文化与思考的语言作为文献发表所使用的语言。但以英文作为主要发表语文的引用索引数据库会导致学者经常引用的文献也是英文文献，因此未被引用索引数据库收录的期刊，通常代表其所能发挥的国际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并不表示其重要性或质量的高低。研究出版品的出版，除了涉及研究者本身的语文能力外，在学术传播的考虑下，为提高出版品之能见度及影响力，多数阅读者的语文能力是研究发表的重要语文考虑因素，导致受到国际关注的国际性期刊系研究者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的最佳投稿处。而引用索引数据库也以英文文献为主要收录对象，于是在以英文为出版主流语言的趋势发展下，大者恒大的现象更是愈加明显，即使研究成果发表所使用的语言与研究质量无关，语言却成为影响研究能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亦即对具有本土区域性研究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许多专业期刊文章或图书著作只能透过区域性的索引数据库才能搜寻到。

　　(四)参考文献之分布时间

　　在各学科领域的比较上，针对生物化学、化学、几何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7个学科之期刊，Cole(1983:111－139)发现物理学、生物化学及化学期刊有55%—62%的参考文献是最近5年的资料，社会科学期刊则为40%，为7个学科当中比例最低者。如进一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管理学方面，Popovich(1978)以31篇博士论文，计2805个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70%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的资料。

　　经济学方面，Robinson及Poston(2004)针对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的1999年78篇文章之1759个参考文献，发现平均36%的引用文献为5年或5年以内的资料，60%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的资料。政治学方面，Buchanan及Herubel(1993)通过分析政治学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将引用文献来源依图书及期刊分开讨论，其中引用资料为最近5年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比例的34.19%，而为最近5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则占全部期刊文章的55.11%。社会学方面，Broadus(1971)的相关研究显示有近七成的引用数据于最近10年出版。

　　在人文学科部分，图书信息学方面，施孟雅(1992)发现1981年至1990年图书信息学期刊引用文献为近5年的比例为48.4%，近6年至10年之比例为22.1%;Hamade(1994)分析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声望的图书信息学期刊MaktabatAl-Idarah，发现引用文献的时间分布有46%是在5年及5年以内，25%为6年至10年之间，10年以上者占29%。哲学方面，Buchanan及Herubel(1993)分析哲学博士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引用资料为最近5年出版的图书占全部图书比例的17.30%，为最近5年出版的期刊文章占全部期刊文章的51.16%。历史方面，Jones等人(1972)发现中世纪历史、早期现代历史及晚期现代历史的引用文献为10年或10年以内者分别占17.4%、22.8%及13.8%。文学方面，Heinzkill(1980)对15种1972年至1974年出版的英国文学研究期刊文章的引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被引用的图书超过10年以上者占全部被引用图书的74.11%，而被引用的期刊文献超过10年以上者占全部被期刊引用文献之61.44%;而Thompson(2002:121－136)对19世纪英美文学的图书及期刊文章计6708个引用文献分析，发现10年及10年以内的引用文献占41.0%。音乐学方面，Baker(1978)对MusicandLetters、MusicReview及ProceedingoftheRoyalMusicalAssociation3种音乐核心期刊1965年至1974年所发表文章的参考资料分析表明，引用1970年以后的资料比例仅占2.92%，而1960年至1969年之间的数据比例为25.15%。

　　另Griscom(1983)分析1975年至1980年音乐学论文的引用文献，发现10年及10年以内的引用文献占51.2%。

　　对于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远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Price(引自Jonesetal.，1972)将之作为学科软硬程度的划分依据，其依据参考文献的时间以最近5年的比例来作为区分标准，亦即当一个学科约42%的参考文献为近5年的出版品，则属于硬科学(HardScience);如果约21%—42%的参考文献为最近5年的出版品，则属于软科学(SoftScience);如果在21%以下，则不算是科学。

　　虽然对于软硬科学的参考文献在最近5年出版品的比例，可能会有争论存在，但从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对比例来看，其可反映出自然科学的出版品较讲求出版时效，文献半衰期较短，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常用的立即指数及影响系数量化指标，即是测量自然科学文献出版后一两年内被引用的情形，显示自然科学可于短时间内发挥影响，因此最具出版时效的期刊，不但是自然科学最主要出版品，也是科学家最主要的参考文献来源。从表2列举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结果，可得知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家更常参考10年或10年以上的出版文献，且“成文化”程度愈低的学科，其参考出版时间较久的数据比例也愈高。因此参考文献的时间分布比例亦说明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半衰期比自然科学长的原因，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往往不会在一两年的短期时间内开始产生影响力，有鉴于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评鉴并不宜以短期间的被引用次数作为评鉴标准。

　　如进一步探讨及Nederhof等人分析荷兰8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系的出版品种类及数量比例结果，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引用文献的出版品来源及引用文献的分布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图书出版数量虽然低于期刊文章的出版量，但二者的差距并不大，显示图书与期刊均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最主要的出版品种类，加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引用较多的图书数据，表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者仰赖更多的图书，图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相当看重的参考资料。此外，最常被引用的出版品种类也反映了其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处所，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不如自然科学者有出版发表上的时间压力，出版时效较高的期刊自然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唯一主要出版处所。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使用较多较旧文献的情形，也能反映出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的半衰期较长，并说明出版时效比期刊低的图书为何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要出版品种类及主要的被引用来源，特别是“成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文学科，其引用的图书文献比例及文献分布时间也更高及更长。表1、表2及Nederhof等人的研究显示图书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产出及参考资源，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行研究产出之学术评鉴时，仅以期刊评鉴不能充分反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必须将图书纳入考虑，甚或是给予图书更高的权重。此外，须以较长时间的出版状况及被引情形评鉴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