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以和为贵”外交理念的传统与现实(2)

　　二、“以和为贵”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主张“以和为贵”无疑是不现实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倡导“仁义”的战争观，拒绝攻击正在渡河的敌军，结果被敌军打败，成为后世的笑柄。同理，在两级对抗的冷战期间，“以和为贵”也是没有市场的。不过在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也非往日可比，推行“以和为贵”正当其时。
　　首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以和为贵”。发端于20世纪中期的信息革命已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互依存。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不但富强了自己，也惠及世界各国；而2007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发源于华尔街，但很快波及全世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危机面前独善其身，特别是在面对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即便是超级大国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只有靠各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才能看到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威慑、制裁和战争不可能成为主流，也解决不了问题，更多的要靠各国，特别是大国本着“以和为贵”的精神，平等合作，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共享发展进步，共同面对危机。
　　其次，多极化的世界也需要“以和为贵”。冷战结束后，两级体系瓦解，多极化的趋势加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脱颖而出，成为新兴国家的代表。西方国家一家独大成为历史，全球权力分布日趋均衡，但多极化并非一定带来稳定与和平。中国的历史上有“战国七雄”的连年战争。世界近代史上也有英法德美诸国的争霸战争，其中就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为防止陷入合纵连横的国际混战，更需要各大国“以和为贵”，尊重别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通过平等互利的协商解决争端，保持长久和平及共同发展。
　　最后，文化的多元化要求“以和为贵”。今天，随着交通、通信等工具的革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交流本是促进各国了解与合作的推进器，同时也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强大动力。当然，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在相互交流中可能被强化，也可能被消融。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部分西方人士宣扬“文明冲突论”，就是片面地强调不同文化矛盾的一面。如果亨廷顿先生熟悉佛教在中国和平传播与演进的历史，他的观点可能就不会如此偏激。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少有文化冲突，更不用说宗教战争了。如果一味突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而忽视其共性，那么就有可能因文化冲突而导致现实的国际冲突，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个例子。对此，后人应该引以为戒。实际上，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多元文化已成为其国内社会的共识。不知为什么一涉及国际社会，就变成“文明冲突论”了？
　　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大有作为，必然能够为现代国际关系增添有中国特色的新“选项”。中国大力倡导“以和为贵”，既秉承其悠久的传统文化，更契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需要。应该重申的是，“以和为贵”既不是“绥靖政策”的代名词，更不是“军备竞赛”的伪装衣。中国虽然主张“以和为贵”，但也需要发展必要的防御性军事力量，以遏制战争、保卫和平。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自身难保，那么“以和为贵”也就无从谈起了。因为中国一贯主张“以和为贵”，所以中国的强大不会带来冲突和战争，反而能够增强维护和平的力量；因为中国一贯主张“以和为贵”，所以中国不会参与军备竞赛，更不会以军事力量威胁其他国家。
　　2014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要从博大精深的文明积淀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向世人展示我们中国人的从容、自信、开放和进取。……中国不仅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希望其他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的，也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密相连，休戚相关。这个表态再一次揭示了中国外交政策“以和为贵”的内核，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推己及人，和衷共济，实现共同发展。
　　亨利·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的开篇即写道：“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在21世纪，中国正是基辛格博士所预言的那个“国家”，而中国用于“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价值观正是“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