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主观素质的时代契合性

　　摘要：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认识领袖人物，一方面要看其所处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要其自身所具备的主观因素，两方面互动结合是领袖人物成就伟业的原因。以毛主席为例，他集以下四个特点于一身：一是怀揣挽救民族危亡、恢复中华独立的远大志向；二是具备博古通今、运筹帷幄的深邃智识；三是恪守热爱人民、服务人民崇高道德；四是具有吞吐天地、舍我其谁的领袖气质，而这些品质素质与其所处时代达成了较高层次的契合。 

　　关键词：毛泽东；主观因素；契合；时代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32-03 

　　杰出人物的成长与成功，一方面是时势造就英雄，个人受历史必然性的陶铸和催发；另一方面是英雄顺应时势，个人以其特有的思想意识、气质胸襟、心性品格顺应时势的召唤。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从个人素质来说，是由于他在其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培养和形成了远大的志向、深邃的智识、高尚的道德、领袖的气质等优秀的个人主观素质品质，而且这些主观素质与时代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 

　　一、毛泽东之志——救亡图存、独立自主的远大志向 

　　志向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形式，是一种积极的主观意识，代表一个人的理想、胸怀、奋斗目标，彰显个人的斗志、毅力、心性品格，是人生境界的体现，确保人生进行过程的积极态势以及人生完结形态的审美价值。 

　　1.毛泽东时代的志向崇尚。 

　　清末民初的中国深陷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时代以其悲怆声音呼唤有志之士：国土被瓜分豆剖、主权被肆意践踏，需仁人志士以爱国救亡为己任，带领华夏民族驱逐列强，恢复独立自主；封建统治腐朽颓废、百姓惨遭盘剥压榨，需仁人志士以民主爱国为己任，带领人民群众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民族先觉顺应时代呼唤，以其澎湃的激情和执着的志向指导社会活动，形成了近代以来革命热情最为高涨、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局面。毛泽东继承和发扬先辈志向，并以理想志向激励自己的精神生活，形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少年时作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志向对于他人生道路的指引；中年时作诗：“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体现了他执着革命理想而不叹年华易逝的旷达气概。 

　　2.毛泽东志向的时代契合性。传统文化要求志存高远，注重向内修养来通达志向。毛泽东志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却与此相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记者”[1]；且其志向的形成和发展最开始是受外界的刺激，而非通过向内的修养，他曾说：“我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战斗。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反动派杀人太多。”[2]当然，随着毛泽东人生际遇的不断变幻、知识积累的不断丰富、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生感悟不的断深刻，其人生志向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升华：由看到政府镇压饥民而产生同情农民、向往平等的心理，到阅读《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而产生振兴国家、抵御外辱的意念，到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感动而渴望建立理想社会，再到被十月革命胜利消息振奋而发起征召有志救国救民者，最后在《湘江评论》报刊上指出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其志向实现了由朴素的惜民心理向爱国主义理想的萌动，由民主爱国主义向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由革命的爱国理想向马克思共产主义信念的升华。 

　　毛泽东能够深入社会实践，接触底层百姓，了解普通大众饱受封建压抑和外族侵略的苦楚，其志向的具体内容具备更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其志向的丰富和升华，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有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个过程比闭关自省更为实在和深刻，志向的秉持更加坚定和执著。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封建王朝式微，民族危机加剧，其个人志向的确定与调整都顺应了历史潮流，达成了与时势的高度契合，其伟大抱负也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得以实现。 

　　二、毛泽东之识——博古通今、运筹帷幄的深邃智识 

　　智识是客观世界的在人脑的主观印象，是使人区别于动物，向更为高级的形态发展内在原因，对于个人而言，智识积累越多、智识水平越高、智识结构越优化，则越能表现出对于社会的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越能展现出对于社会的适应和改造能力。 

　　1.毛泽东时代的智识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行进到清末民初已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构成崇尚新文化、新知识的内外原因。首先，崇尚伦理的传统畸形发展，将人置于伦理框架的前提下，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消融个人的自身价值和应有权利，人民的主体地位、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观念淡化，致使群众智识淤塞、思维水平下降。其次，热中政治倾向极端发展，致使官方的需要成为评判是非曲直与轻重缓急的唯一标准，遮蔽了经济的作用，抑制了人民解决经济问题的创造力。再次，伴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带来的沉痛巨创，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中国人民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比较中，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与落后。最先从天朝大国迷梦中醒来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世界的客观审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注重。毛泽东也在这种文化激荡的时代，广泛涉猎、博采众长，打下了深厚的智识基础。 

　　2.毛泽东智识的时代契合性。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知识的更新满足了社会发展的最新需要。少年时代的毛泽东饱读诗书古经、博览历史典籍，了解风土人情，深谙民族心理，有利于其用国人习惯方式处理现实问题。青年时期的毛泽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并经过各种思想的冲撞比较，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迎合了时代对于革命人才的崇尚。大革命失败，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由此中国革命的道路由民众运动转向武装斗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使全国革命斗争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面对敌强我弱的革命形势，毛泽东提出了诸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革命思想。面对抗日战争时期“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科学地预测了抗战由战略防守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为全国军民厘清了思想。解放战争时期，为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毛泽东带领人民解放军运用“人民战争”的思想，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以及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其信仰从笃信孔夫子到崇拜“康梁”再到执着马克思不断跃进，其世界观由唯心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不断蜕变，形成了一套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学识体系。这一体系被中国近现代史所证明是一个结构优化、具有很高实践指导价值、与时势高度契合的知识体系。 

　　三、毛泽东之德——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崇高道德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善恶标准的内化作用使社会成员自觉地克制欲望，避免与社会公德的矛盾，实现个体与外在社会及内在自身的安定和谐。个人越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则越能展现其人格魅力、亲和力和感染力。 

　　1.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崇尚。社会转型期的清末民初，以儒学为核心的旧道德崩溃，价值取向紊乱、非道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道德教育扭曲变形，与此同时，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强化新道德的控制机制成为发展趋势。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传统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于此相应，道德救世思潮则日趋高涨，此思潮以人为主体，围绕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近代志士仁人经邦济国的重要精神武器。毛泽东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并不偏执顽固，他积极关注社会形势、参与社会实践，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传统道德有所损益，避免迂腐落后；他既能保持清醒，深究传统道德之积弊，又能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并结合时代需要博采众长，运用实践，避免虚妄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