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院文化比较(3)

　　四、西方法院文化对我国法院文化发展的借鉴价值

　　（一）有限责任政府宪政思想指导司法活动

　　西方国家的法律，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的地域环境、习惯、宗教、政治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使之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受不同的传统法律文化影响，造就了中西方所重视的利益群体的单位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强调以家庭组成最基本的管理群体，由群体本位发展为当今的集体利益本位。在家庭这个管理组织之中，家长为管理者而家庭成员要服从家长的管理。由此我国的行政司法方面强调管理者的作用。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突出个人利益的保护，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这也就是其为何司法具有被动地位的原因之一。人们不需要司法主动的干预，而将司法作为解决法律纠纷的有效途径。

　　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范围，突出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这是宪政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政府和公司一样，不可能负无限的责任。在此环境之下，那么司法的地位应该趋于被动。在经历了“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法治宣传工作之后，我们应将司法的触角收回，等待人民大众对法律的接受和运用。对法院来说，审理和判决是它的重要活动，其他的功能或者作用则是辅助性的活动。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法律权利被证实，从而得到实现，当某个人生命具有选举权的时候，就是说明他的该项权利被侵犯，并且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恢复他的这项权利，一个正常拥有选举权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项权利。当然，这项权利是否最终存在，也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因此在西方，审判就是对权利的肯定或者否定，司法权力即体现于此，并非要靠类似于行政权力的地方性扩张手段。

　　（二）西方法院文化指引法官队伍建设

　　在西方国家，法官具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作为直接面对和处理法律问题的重要角色，赋予其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可以找法和造法的必要前提条件。这体现了法官在立法过程中，推动法律前进的重要作用。西方许多法律法规的原型都是出自法官所执笔的判决建议书，因此法官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官并非像西方法官那样有造法的权力，其地位也没有西方法官如此神圣。但是在处理基层法律事物时，法官以达到解决纠纷为最终目的，逐渐模糊了其增强法官专业性的意识。司法者不断追求和谐与平衡的境界。中国司法的平衡，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比如社会风俗习惯、人情等），司法官作出适当性处理使之符合现实理性的需要。由此，灵活性的调解与严格规则裁判的结合是我国审判活动的特色。虽然基层法官的角色偏离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培养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来落实司法判决的八面玲珑的法官绝非我国法治建设的本意。②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中，法律旨在纠纷的解决以维护社会秩序，那么法律完善和发展的突破口还是在基层法院法官审理的各种案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之中。如果要落实司法判决还要动用其他因素来促成，这就是我国法律为何如此孱弱的主要原因，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官应该强调其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原因所在。

　　要加强中国的法官职业化，目前中国的法学院相对理论和实践而言，往往更擅长理论性的知识而缺少后者。所以预备法官培训就弥补了这一缺点。预备法官培训是不少于一年的重视岗位规范、职业道德和事务的培训。中国的法官培训，采取的是中国特色的填压式培训，全部采用授课式，集体培训的同一期的法官都接受同一个老师或者相同内容的教育，培训后能学到什么、悟出什么全部是自己的事。而在西方培训采取的是集体讨论的方式，相互交流思想，发现更多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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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商务印书馆，2010.

　　②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