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教在喀喇沁地区的传播及其对蒙古族教育的影响(2)

　　二、黄教在喀喇沁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黄教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得到了蒙古族封建主的极力提倡

　　经历了蒙元帝国以后的蒙古社会，在经历了长达200多年的封建战争后，人民群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饥饿状态，这就引起群众对封建主的不满和反抗。黄教宣扬宿命论、因果论，宣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认为之所以可汗、济农、台吉以及富裕显贵的人们有他们现在的荣誉地位，生来就具有统治全蒙古的权利，都是本人前世修行的“善果”；而对于下层民众，之所以此生受罪、受苦受难，是因为他们前世所造“罪孽”造成的，都是命运的安排，合情合理。黄教的这种宣扬，巩固了蒙古可汗的统治地位，使广大贫苦蒙古族人们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也认为是命运的安排，而无不满、反抗之心，把一切希望和幻想寄托于佛祖和来世，向封建主顺从，听天由命、放弃斗争，以换取来世的“善果”。黄教教义完全符合蒙古族封建主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需要。于是，“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⑤竞相作黄教在蒙古社会的代言人。

　　（二）黄教的教义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蒙藏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宗教历史，藏族信奉的原始宗教是苯教，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实质上苯教和萨满教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原始宗教。因而蒙古族群众就具备了接受藏传佛教的思想基础。比起萨满教，黄教在道德方面占优势，“黄教教规劝谕封建主们‘好生戒杀’，禁止用人畜殉葬和滥杀牲畜，使下层人民对和平环境产生希望，因此赢得人们的好感”。⑥

　　（三）明清统治者推行保护黄教的政策，促进了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明朝时，派一些西藏喇嘛到蒙古封建主那里讲说劝化，并给予喇嘛以优厚的赏赐，为蒙古封建主迎送达赖喇嘛，给与各种支持，提供各种便利。如允许他们经过内地到西藏，沿途开设临时市场，供应各种物资等。还在北京印制黑字、金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地区。⑦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充分估计到漠北蒙古民族的潜在力量，认识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便极力尊崇和保护黄教。这是清初新兴的满族统治者推崇和利用黄教征服蒙古的根本所在。于是，历代统治者大力兴建喇嘛庙，采取免除赋役、给予赏赐等方式鼓励蒙古族人民当喇嘛。这就有效地推进了黄教向文化贫乏的蒙古地区乘虚而入，并迅速取得了统治地位。

　　三、黄教对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影响

　　黄教对于蒙古人民的思想束缚之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一“精神鸦片”犹如沉重的枷锁套在了人们头上，使得喀喇沁地区生产生活发展缓慢。这点尤其表现在对教育的影响之上，一方面，面对民族精神几乎泯灭，教育衰微不振；而在另一方面，黄教信仰者独辟蹊径，革新涵养文化，培养了一些有才能的喇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喀喇沁地区涵养教育的发展。

　　（一）阻碍了外来文化的传入，制约了教育的发展

　　“文化知识始终是教育的主要资源。”⑧在传播文化方面，作为蒙古族教育主要形式的黄教，反对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汉文化和外文。在寺院里，喇嘛的学习内容只有藏文佛经，兼学蒙文、满文，只有极少数喇嘛由于翻译的需要才能学到汉文。喇嘛不仅自己不学，也禁止属民学习。这就压制了不同的思想观念，致使喀喇沁地区“专以信赖佛僧，不务实业，不讲学术，自暴自弃。喇嘛日众，种族日灭”，⑨思想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几乎与先进文化隔绝，整个社会极为贫弱，与愚昧落后结下了难解之缘。这就使黄教变为一种禁锢思想、削弱斗志的紧箍咒，渐渐失去其宗教信仰的性质。

　　（二）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盛行，阻碍了学堂的创办

　　文化模式制约着教育环境与教育模式，文化观念制约和影响着人对教育的态度和行为，自黄教传入蒙古之日起，首先是贵族上层纷纷沉溺于虚幻世界，无所作为；随之，人们群众在贵族的首倡下也纷纷信仰。于是，崇佛敬僧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几百年来，在喀喇沁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内始终占统治地位。黄教文化模式，使得“学在寺院”成了广大蒙古族地区人民心目中的唯一，被广泛接受。寺院教育成为喀喇沁地区主要的教育形式，致使新式学堂的兴办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