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男朋友》：?青春外衣掩映下的政治与自由

　　台湾的青春电影《女朋友·男朋友》以宏大的格局与视野有别于新世纪以来台湾其它的青春电影。故事从风起云涌的80年代，一路讲到现代2012，犹如一场青春对于台湾政治与自由的追问和追溯，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威权符号的青春魅影：教官

　　熟悉台湾青春电影的朋友一定对于片中教官的形象印象深刻，这是台湾校园区别于大陆校园的独特青春记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蓝色大门》、《九降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电影都不约而同地出现教官元素，相比之下，《女朋友·男朋友》则更加突显了教官对学生身体与思想的双重压制，扩大了教官的政治角色与负面痕迹。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台湾人民灌输“反共复国”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创痛中，教育体制衍生出教官这一统治机器性质的符号。受过军事训练的军官派驻校园，“这类本不属于教育体制内的怪异人物以体罚和训骂作为维持自己学校秩序守护神的角色，时刻提醒着人们一种权力意志的存在。”[1]成为青春时光如影随形的黑色旋律。

　　杨雅喆在《女朋友·男朋友》中颇为巧妙地呈现了教官的校园控制力。片中故事发生的上世纪80年代，规定男生理三分头，女生齐耳短发。在校园男生发型清一色的短寸中，王心仁的发型显得尤其突兀，其实，中间那一痕迹是教官的“杰作”，但是顽抗蓄发的王心仁并不以为丑，而是倔强地捍卫残存的长发，以此来标识他对抗威权的桀骜胜利。戒严时期，全台湾实行报禁，只允许官方声音的存在。学生自办的校刊就更成为教官严查的对象：审阅内容、删除“靡靡之音”、严查“有毒思想”。但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神龙、王心仁、林美宝们就从涂鸦、裸奔、藏头诗到令教官不知所措的朝会突袭展开一场青春的反抗。除此之外，亦有藏在地摊底层，以“自由”、“民主”与“时代”为名的各种政论刊物的地下交易，教官只想在校园中竖起禁锢的围栏，却完全不知学生早已从其它渠道获知更多的思想火苗，有形的围栏拦不住时代无形的潮流。

　　回到影片开头的21世纪校园，陈忠良一出场就要面对教官的质问：“有时候学生的偏差行为是来自于家庭背景的问题。”直到电影结束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资料上显示你是她们的哥哥”，明白1980年代的校园反抗与21世纪校园反抗的连结，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校园里始终都有着教官的存在。但无论在哪个年代，又都有着相同的反抗力量、相同的追求自由的青春出口！只因“我们是浪，眼泪都从海里来；我们是花，有着相同的芬芳。”

　　二、禁忌爱情的亚文化书写：“同志”

　　若把台湾同志电影放大在亚洲/华语同志电影文化中来阅读，其丰沛的创作能量与观众另类的高度接受，已然成为次文化中的主流。尤其是突出表现在台湾青春电影中，从90年代的《美丽在唱歌》、《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到新世纪的《蓝色大门》、《盛夏光年》、《十七岁的天空》、《刺青》、《渺渺》等都涉及同性恋这一亚文化的书写。

　　杨雅喆独具匠心地在《女朋友·男朋友》中设置了有着强烈对比的一显一隐同志角色：奔放显性的许神龙和闷骚隐性的陈忠良。单从二者的名字就能窥知导演的用心：许神龙暗含开放洒脱之义，陈忠良则象征传统隐忍。许神龙是中正高中的校刊编辑，他的纤细、美人尖、娘娘腔、内八字无一不显示其阴柔气质，但他却敢于在校刊上登出禁忌文章和图片，他的血性与骨气冲破他阴性的外在特质，奔向自己想要的自由。故事发展到1997年秋，一开场就是他前卫梦幻的同志婚礼，与老公在众友前大方亲吻，如此开放的公开自己的性向，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如校园时期的自己在成年之后继续做更自由的自己。杨雅喆对许神龙大胆的角色塑造恰如其分地反衬了林美宝、陈忠良、王心仁之间的暧昧和矜持，使其成为他们迂回感情路无法直视与面对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