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男权社会樊篱的女性

　　赵薇导演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新时代女性导演对女性主义的重新阐释和发展。她的作品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赞赏，票房的号召力毫不逊色于男性导演。从2013年4月26日在全国公映截止到5月29日，票房已过7亿，成为女性导演电影票房的最高成绩。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是导演和演员的强大号召力，而是因为这是一部超越了一般青春爱情文艺片的男性视角，使影片拥有一种自省式的女性主义气息，并且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成功的塑造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电影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电影，导演赵薇正逐渐将女性从“男性他者”无处不在的目光中剥离，坚持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视角看待女性的行为。本身作为女性导演，因其相对于导演界人数上占优势的男性导演而言，具有男性导演所无法亲历的女性生命体验，所以女性导演具有男性导演不同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怀。[1]导演赵薇对现实个体的生命、成长、困境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和理解，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或大胆直接或细腻婉转。她站在女性角度上思考问题的方式、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女性角色的不同认识才使这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呈现出多元化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人生命运，打破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常态，使女性摆脱“他者”身份，塑造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打破理性假定，挣脱出男权社会的樊篱。

　　一、打破男尊女卑，努力摆脱“他者”身份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是相对于男人来定义和区分的，而不是男人相对于她来定义和区分；她是偶然附带的，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无关紧要者。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而她则只是他者。”[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波伏娃认为，女性之所以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才形成的，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菲勒斯）的“他者”被建构的，扮演着父权制社会对她们规定性身份。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导演努力使女主人公摆脱“他者”身份，走向真正的自我，恰如其分的显示出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和男人平等的，通过塑造出与男人平等的女性形象来，凸显女性的地位。

　　电影中，像郑薇这样的女性撕去了在男人眼中的华美或含蓄或典雅的面纱，坦荡荡的宣告自己的愁与恨，爱与憎，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的意愿。郑薇跟男人一块打牌，一块喝酒，并且被同学冠以雌雄同体的名称，被女同学说成为了追求男生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而丢女生的面子，但她毫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依然坚持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生活。对陈孝正的爱深刻浓厚，对许开阳大胆的拒绝，无不表现出郑薇在追逐自己的爱情时的勇敢，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道路上，是那么真诚、执着。在林静消失后她选择了陈孝正，在陈孝正放弃她以后，她也没有对陈孝正死缠烂打，在林静再次出现后，她提出让林静娶她，然而在得知林静伤疤的来源后，她发现林静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十分的爱她，而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她们的爱情，而对林静死缠烂打的女生让心质细腻的郑薇感觉到那个女孩子才是全心全意用生命去爱着林静的人，她毅然决然的选择离开，她想要的是全心全意，她想要的是在爱情世界里面的问心无愧。在陈孝正再次出现以后，她看到了一个面目全非的陈孝正，他的到来，他的面目全非恰巧浇灭了郑薇心中的爱情。在陈孝正提出跟她重归于好的时候，她沉默了，电影结局没有明确的答案说她选择了谁，而这恰恰就是答案，因为郑薇是个独立的女性，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会仅仅为了得到而放弃了自我。郑薇摆脱“他者”，恢复真正自主的自我身份，而不依赖任何男性存在，最终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

　　虽然朱小北是假小子的形象，而她也是在努力的挣扎着摆脱“他者”身份。朱小北理着一头短发，像个男孩子。像男孩子一样爱打篮球，像男孩子一样去爬树。她用短发、打篮球、爬树这种种男性行为来掩饰自己的少女情怀。在拉康的性身分定位理论中提到“性身份定位是人潜意识地“选择”自我，决定自我采取男性的生存方式还是女性的生存方式的过程。[3]在一个男女还不是完全平等的时代里，朱小北选择以男性的身份生存，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完全摆脱自己作为女性的被歧视。当朱小北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被人冤枉偷了东西，还要被搜身，朱小北虽是男性身份存在，但是依旧掩饰不了她作为女性的弱小，如果朱小北是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或者是瘦弱的男生也不会得到如此的待遇。朱小北声嘶力竭的呐喊着：“这是你们对我人格的侮辱！是对我人权的践踏！”她的呐喊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使对方变本加厉，最终导致她的爆发——砸超市。当她把凳子砸向远处的玻璃时，心中的愤怒被彻底的释放出来。虽然这一行为最终使她被开除，并且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其实她在追求作为女性的权力，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扮演了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角色。她努力使自己成为主体并摆脱男性“他者”的愿望，具有了影片中其他男人身上不具有的勇敢、独立，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敢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好和林静、陈孝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面对事情时的懦弱和逃避，使得这一“假小子”的女性形象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不再是表面意义上的“他者”，而是成为了真正的女性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