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乡土复兴之路

　　内容摘要：认识中国必须始于了解乡土，在“逆城市化”的尝试中重建乡土文化、使乡村真正变成能吸引现代人的故乡，是关系国家的长远利益之所在。文化自觉是培育农民自主性、实现乡土复兴的重要方式。通过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重新追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道德、文化，形成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传承，是新时期农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出路，而文化自觉是培育农民自主性、实现乡土复兴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农村建设文化自觉乡土复兴

　　引言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决定中国的未来（郭帆，2006）”。尽管传统的“农耕社会，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背景下已经悄然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但新农村建设仍然在延续着传统社会乡村建设的脉络，为处于社会转型的城乡建设提供丰沛的价值指引和理论资源。民国的新乡村运动和今日的农村建设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因为“从社会学发展的宏观角度看，这种意识形态是继续的”（张富利，2013）。现代工业化的背景让人们拥挤在城市，远离了乡村，但破解问题的真正的出路可能还是应该回溯民国先行者们提供的理论借鉴和实践资源，在城市化的潮流中去追寻田园梦，这样的努力便是逆城市化而行。在现有的情形下，逆城市化，即让当代国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民”（郎咸平，2013）、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回溯传统的、情感有所依的乡土社会，是唯一重建乡村的可能。

　　新农村建设的新命题

　　尽管乡村在众多现代人看来是落后、消隐、被孤立、被抛弃的代名词，但“农村兴盛，全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得到安定，全个社会才能真安定”（梁漱溟，2005），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乡村国家权力的控制是极为松弱的，传统乡村“被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秦晖，1999），依靠传统习惯、家族伦理等天然形成的自生秩序来协调。乡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熟人共同体中长期交往潜移默化而形成的共生秩序，而现代化法律是为城市的陌生人共同体设计的，其中权利清晰、界限分明的权利义务叙事对于乡土社会的熟人之间来说是疏离的、陌生化的。今日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所渗透的更宏大的命题是，必须重建自尊自爱的人文关怀。传统的乡村是人伦道德、家庭伦理、家族认同、文化传承、文脉绵延的根基，因此，“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所构想的“新农村图卷”特别强调精英回归。他看到，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最初学器物，再到仿制度，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的最后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但想学的优点没学来，原本自身固有的优势传统却丧失殆尽，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村破产”。“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梁漱溟，2011）。因此他得出结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农村开始，乡村重建更应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礼乐在未来文化中之重要是我敢断言的”（梁漱溟，1989）。百年乡村建设历程，印证了这位国学大师的真知灼见。

　　中国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

　　乡村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是世代才俊士子的根基所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人们安于乡土、坚守传统、耕读传家的最大动力。乡村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才有“礼失求诸野”。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有一个描述乡绅朱先生调解白鹿两大家族纠纷的片段，朱先生劝诗给白嘉轩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一场可能导致火并的潜在纠纷就在乡贤的劝导下消解于无形，自然平息。皇权与绅权的分庭抗礼，潜移默化地维系了中国民间乡土社会数千年的秩序与安定。《白鹿原》描述的这个自然的“无讼社会”中，铲除罂粟时官府的差官衙役站立一旁，自始至终是由朱先生主持整个仪式，而朱先生的身份是得到当地乡民尊敬的乡绅，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在民间的大是大非面前互为凭借，配合默契。所以在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时，惊讶的发现这是一个自律的道德社会，因为整个民间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居乐业享受太平。

　　传统农业社会真正的价值，在于勤劳、节俭以及天人合一那种热爱大地的教育，若是我们现在把这一切都轻视都抛弃，那么未来在哪里？现在社会中的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住在公寓大厦，即使是邻居也是形同路人，完全凭借私利和一己好恶来生活，传统农村集体耕作劳动时形成的同心协力、友爱互助的精神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黄春明先生悲观的预言，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可能将来都要吃很大的亏之后才会慢慢懂得重拾往日的价值。我们以农立国几千年，以前有九成的老百姓不识字，每天就是拿锄头辛勤生产，但他们只是听说书人讲古与看戏就知道忠孝节义的大道理，而且信奉不移；现在反而是一些蔑视传统信仰匮乏的富贵之士，在做违反忠义伦理的事，最终害人利己。

　　传统乡民生活的所有学问，无论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悌、中庸和睦、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敬畏天地、天人合一、弘忍节制的“道学”，其实质都是“乡民学”——是我们的祖先们在世代的生活历练中与人共存、与天相处磨砺出来的趋利避害的学问。遗憾的是，五四一代尚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碰到了内忧外患的“救亡图存”，而之后在历史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大运动、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大破坏，影响了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觉，也动摇了对人本价值的终极关怀、感恩敬畏和文化重建。儒家伦理的秩序、三老四少的坚守绵延数千年维系了民间社会的稳定，但这些民间建设的中间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由于种种的原因不复存在了。失去了乡绅主导的精英阶层和中间力量，使乡村文化传承的发生了断裂，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遗憾。乡绅倒下后的中国社会就如理想化的完美么？“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式微有着深厚的社会渊源”（黄进，2012），实现乡土社会的复兴必须让从文化渊源上寻求突围之路。

　　乡土复兴之路

　　由是，我们寻找到了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建设问题的症结，无论如何，回溯传统、进行乡土文化的重建都是现代农村建设必须重视的问题。如何让当下的农村真正在一个“乡土中国”的语境，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宏大命题。“文化自觉”，即是对现代社会中的主体独立人格、个体尊严、自我反思及自我批判等问题的人文关怀，其潜在的内涵则是文化的包容和开放。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1990），即是说文化的自觉性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沟通、对话中产生，却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出现。传统文化的重建需要起步于文化自尊，历经文化自觉而达致文化再造；同理，乡村复兴也需要从乡村自尊开始，然后通过乡村自觉的过程最后再实现乡村再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中国传统乡村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创造性劳动”（佟春霞，2013），从乡村走出来的现代人没有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文化和氛围不能留人，以致农村越来越落寞，这需要在破败的基础上追寻乡村精神，重建乡村文化。反观近年的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现状，南方农村的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相对出色，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北方村民自治中则往往村长支书一权独大，最后环境破坏一派凋敝。这其中的重大差异，大约可以从宗族文化治理来寻根。热爱乡村就是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没有任何其它能动摇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因为祖先在那里，即使远离乡村，精神也不会远离。南方的宗族势力保存完整良好，在端午除夕等传统节日，一个大家庭数十口上百口，烹鹅宰鸭，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其乐融融，这样的乡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这样的乡村才给人以归属感。当然，仅仅依靠传统的宗族势力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足够充分，传统的宗族也有着天然的局限，比如相对封闭、对外来文化排斥、难以主动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对接。所以新农村运动的推进，应该是乡绅、知识分子、民间精英几方合力的结果，需要从农村走出去的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们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为乡村带来新的治理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