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影响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途径(2)

　　三、佐证：《诗经》为孟子提供了理论素材

　　佐证：就是为孟子的说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是孟子表述自己思想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孟子与公孙丑在讨论“仁”与“荣辱”的关系时这样说道：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①

　　孟子通过了仁与不仁的对比来分析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国富民强就一定要施行仁政，一个君主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定也一定要施行仁政。段中引的第一首诗出自《诗经·豳■·鸱■》，这首诗以鸱■的口吻进行描述，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毛诗序》评价说：“《鸱■》，周公救乱也。”[1]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诗的主旨，孟子自然是明白的，接着孟子引用孔子的话抛出了疑问，从而得出“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结论。之后孟子又引用《诗经·大雅·文王》中的第二章，借文王之德来佐证孟子想要阐明的道理。“所谓‘永言配命’，是说人应该念念不忘自身行为与天命的配合，而‘自求多福’是说为自己多找点儿幸福。怎样获得幸福呢？在孟子看来，那就必须省思自己的行为，施仁政于民，这才符合天命；否则天命也会转移，最终丢掉国家而受辱。”[2]由此可见，孟子正是通过对《诗经》等经典文献的引证，丰富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开拓出具有孟子特色的民本学说。

　　《孟子》中引诗很多，其中绝大多数是都是引诗来佐证义理，通过《诗经》的佐证，大大地增强了说理对象对孟子义理的理解，也可以丰富受教者对孟子义理的内涵认识，为孟子的说理开启了一种广为人们认可的新模式。

　　四、新解：《诗经》在孟子体系中出新意

　　新解：是指脱离开传统的对《诗经》中传统篇章的理解和分析，另辟蹊径地对《诗经》中的有关篇目进行全新的解读。可能这种解读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故意的歪曲，但是其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世人通过阅读孟子的篇目而对《诗经》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新解通常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

　　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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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对上述这一段孟子的引诗有不同的评论。比如张福洪先生对此有这样的理解：“上述对话中，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加以敷衍，并引用了《大雅·公刘》和《大雅·绵》的诗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两首诗都是周民族的史诗，叙述了当时部落大迁徙中的一些史实，但孟子为了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全然不顾《公刘》中部落迁徙途中备好粮食这一本义，硬与齐宣王的“好货”等同视之。而《绵》一诗本是叙写古公■父与妻子到岐察看地形这一事件，根本无“太王好色”之意，这都是孟子为了增强自己的论辩力度，故意曲解诗的本义。”[3]虽然作者在这段末尾加了一句他认为孟子是为了增强自己的论辩力度，有意为之的，但是，其评论之间用的如“全然不顾”、“硬”以及“根本”这些词句都泄露出他对于孟子如此用诗的不认同。

　　我们认为这是无须诟病的，孟子讲求一种“以意逆志”的思维方式。这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及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诗人的本意。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

　　孟子正是这样，从自己的认识体认角度出发，试图去理解《诗经》的内涵。古今中外，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能为之所用的，否则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诗经》对于孟子的意义也在于其能为所用，我们要善于在孟子的运用中体会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带来的效果。就像宋朝张九成说的“然《公刘》、《太王》之诗，本无好货、好色之意。而孟子乃遽目《公刘》为好货、《太王》为好色，岂所以为训哉！夫读《诗》、《书》，贵在于能用……其用《诗》、《书》乃至于此！”从这点来看，我们在孟子“误解”《诗经》的过程中，又理解到了一种对《诗经》的新的理解内容，这何尝不是一种收获呢？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219.

　　[2]詹石窗，刘晓艳.诗经在孟子哲学建构中的作用[J].哲学研究，2009，（3）.

　　[3]张福洪.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及其当代意义[J].三明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