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2)

　　柳宗元认为，“著述”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要求“高、壮、广、厚”，言词有说服力，合乎逻辑，他自己的说理文，就是通过具体社会现象或历史事实的分析，谴责现实的不合理，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封建论》，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1]70的严正观点，柳宗元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剖析，寻找内在联系，揭示内在规律，以史为鉴，抨击了当时的藩镇割据势力，指出其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本质，并预示它的最终结局，彰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比兴”类作品，形象生动，情韵深厚，拥有众多的读者。他在《吊屈原文》中称赞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1]517的高洁志向，由屈原之流放经历联系到自己的贬谪境遇，不由得产生“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的穷愁发愤的思想。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1]783柳宗元在悲愤之余，点燃了胸中的理想，升华了情感的焦点，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从屈原作品的读解中寻找到自我超越的方式，既然在官场功名方面难以达到目标，那么就选择著述和文艺的方式延续理想吧。他的《惩咎赋》、《闵生赋》等作品，继承屈原《离骚》“香草美人”的写作传统，揭示自身贬谪原因，弘扬一身正气，显示了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他的寓言类作品如《三戒》，借临江之麋、黔之驴、永之鼠的表现，讽刺了世中恃宠而骄、不学无术、作威作福的人物。他的贬谪诗营造新的山川境界，具有或隐或显的“骚怨”特征。总之，柳宗元的“比兴”类作品，绝非情绪之作、游戏之作，与他一直坚守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有关，体现了心中之“道”。

　　四、“文以行为本”——“文者以明道”的人格基础

　　柳宗元认为，要能很好地贯彻“文者以明道”的创作思想，作家必须“文以行为本”，不然，“文者以明道”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写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1]880这里的“行”，指的是作家依据一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文学创作要与作家自身的政治、伦理实践活动统一起来，作家真正成为守“道”、践“道”的人，他的文章才能“文者以明道”，否则人格低下，表里不一，言不由衷，文章也不能“明道”。

　　柳宗元被贬之后，他的政治主张已不为当政者采纳，但他并没有和光同尘，同流合污，而是矢志不改“辅时及物之道”的初衷，在贬地尽能力做善事，行善为，以此为道德和心理基础，才写下了数百篇优秀的诗文。他在《惩咎赋》中说：“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1]56柳宗元的心中之“道”是与他的行为举止统一的，“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他如此说，也如此做，他的那些忠实于“心”与“行”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而如果社会已不允许作家将他的政治实践施之于社会，作者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作家则可以表达因“行”不施所生的“愤悱”之情。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2]205，政治上很失意，心情很痛苦。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这样写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1]644守“道”践“行”的贤者不得志于当世，可以通过“形于文字”、“伸于歌咏”的文字，达到“明道”的目的。

　　综上所述，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1]873的文学思想，顺应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时代要求，他认为，文章要发挥“辅时及物”[1]824、“利安元元”[1]780的功用，便不能延续六朝以来“务采色、夸声音”[1]873的浮靡文风，要言之有物，切中时弊，弘扬儒家之“道”。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文章既需要言之有“道”，也需要有美感、有文采，创作者还需要“文以行为本”[1]880。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及实践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学创作及理论建设均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