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

　　摘要：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以反对六朝以来“务采色、夸声音”的浮靡文风。与此同时，柳宗元要求文学作品要有美感，要有文采，不要拘泥于“道”，文章形式与内容要统一起来。此外，柳宗元提出了“文以行为本”的创作人格说，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明道；文学思想；文采；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77-02

　　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他们写下了几百篇古文，熔叙事、说理、抒情为一炉，树立了不平则鸣、言之有物、文从字顺、充实流畅的散文新风，将古代散文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韩柳两人不仅在创作上身体力行，卓有成就，还提出了较为接近的文学思想，韩愈讲“因文见道”，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总之，“道”，是他们文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词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1]873柳宗元以从小到大的写作体会，来说明自己少时作文只注重辞藻和形式，长大了方知文学创作是为了“明道”。柳宗元对著文“明道”的提及不止这一处，他提倡文学作品“辞令褒贬”、“导扬讽谕”的社会作用，又强调文学作品“有乎内”而“饰乎外”的道、文统一，其“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内涵。

　　一、明确“文者以明道”的创作思想

　　贬谪永州以后，伴随着丰富的文学实践，柳宗元形成了明确的文学思想，提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他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1]886圣人通过文辞“明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好好继承。为了达到“明道”目的，柳宗元反对那种空洞无聊、“务采色、夸声音”的文风。他接着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1]886柳宗元对专门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风气给予了坚决的否定，认为它与创作的目的背道而驰，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写作表现。

　　为了提倡作品“明道”，柳宗元对死死抓住章句不放的所谓“章句师”，也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1]878柳宗元庆幸自己不是这样的章句师，相反，如果不是去将圣人之道穿凿附会，而是为了“明道”，他愿意做“言道”、“穷文辞”的老师。

　　柳宗元甚至在山水游记这样的非议论性文章中，也贯彻“明道”的原则。《钴潭记》云：“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1]764柳宗元借百姓之口对官租和高利贷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进行了谴责，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态度。

　　二、提出“文”与“道”统一的创作要求

　　在“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内，柳宗元要求文学作品的形式要与内容统一起来，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也十分重视“文采”。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1]824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他又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1]578柳宗元认为，文学创作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吸引读者、感染读者，作者拘泥于“道”，创作就缺少生气，没有打动人的地方。他对自己指斥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1]489的骈文，也未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汲取其有益营养以利写作。否则，文学作品如果缺乏“文采”，就显得板滞、不生动，难以吸引读者，“道”的传播便难以实现。

　　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相儒术，则迂迥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1]822可见，柳宗元既反对“迂迥茫洋”、“好怪而妄言”、“恍惚若化”的作品，也反对拘泥刻板、“不能从容”的作品。他认为，作者重视对“形”的表述，便不会“迂迥茫洋”，重视“神”的表现，便不会“苛峭刻核”，文章有形有神，就做到了“文”与“道”的统一。

　　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还表现出更多综融的气度，他对文学创作中“情”与“意”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深度探讨，其思考和结论既肯定理性沉思，又重视感性意气，以解决“明道”论因过分注重文学外部因素，而对文学内部因素注意不足而带来的感染力不强的问题。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1]890此说肯定了作者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激发作用，也提请创作者为文要从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出发，切勿人云亦云，抒发空泛的道理。

　　三、“辞令褒贬”、“导扬讽谕”均体现“道”

　　柳宗元把文学作品概分为“著述者流”和“比兴者流”两类，认为两类作品都在弘“道”。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1]579即“著述”类作品，要有所“褒贬”，“比兴”类作品，要有所“讽谕”，文学作品一定要含作者的思想倾向，要彰显作者对人事的态度，体现“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