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赋外交”的起源(2)

　　程式化、模式化的乐章表演与参礼者出使的政治任务、外交谈判主题无关。《燕礼》中无数次描述了燕礼中的答拜之礼，但没有一次答拜是为所奏的乐章而答拜，说明燕礼中的诗乐表演，不是为嘉宾点歌设置，与使者、来宾的出使目的、谈判主题无关，它的功能更多体现为强化等级观念，提高宗法意识，增加礼仪威严、庄重的氛围。《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悉取于三家之堂？”[12]18

　　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八列六十四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所以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祭祀祖先，撤掉祭品时唱着《雍》的诗篇。《雍》只有在天子祭祖时才能唱，身为卿大夫级别的三家根本就不配唱，唱了就是违礼、僭越。所以孔子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样的词句，怎能在三家祭祖的庙堂上采用呢？从孔子谴责这些诸侯僭用天子之乐的事实，我们也可推知，西周燕享之礼的奏乐舞蹈，其内容、规模依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但同一身份地位的宾客所受的待遇却是固定模式化的，它与参礼者的出使政治任务、外交谈判主题无关，仅与礼仪的性质、规格、参加者的身份、地位、等级密切相关。

　　三、燕享礼中“乐章之义”的失落与“辞章之义”的兴起：赋诗言志兴起

　　西周燕享礼中的用诗，最大特点就是取其乐章之义而无关诗歌内容，重点在于体现宗法、等级、地位、身份等观念意识，所以，配歌用诗是固定的、模式化的，是建立在西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产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天子式微，诸侯征战，强权问鼎，西周的诸侯朝天子到春秋时变成了诸侯朝霸主。周朝的宗法等级的礼义秩序遭到破坏，但周礼遗风尚存。国家的兴衰存亡、利益得失等诸多因素，促使各诸侯国之间朝聘会盟往来不断，外交外事活动频繁，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交语言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燕享礼仪中那种充满等级教化意义的乐章之义逐渐淡化、消失，燕礼中“言”的目的与功能的逐渐增强。因为原有的用于固化宗法等级需要的歌诗礼义，已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微妙莫测的现实国际环境，为了生存、趋利避害，为了说服、规劝、讽刺、批评，为了表示友好、增进信任，化解冲突，解决急难，满足各种政治和外交的需要，促使人们在朝聘燕享中，重视燕礼最初设置时的“言”功能，即取燕礼中歌诗的辞章之义，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外交观点，以解决现实问题，“赋诗言志”随之兴起。因为这种以诗代言、即兴“赋诗言志”的外交话语方式，具有委婉高雅、精神微妙等特点，对于礼崩乐坏但天子余威与礼乐影响仍存的春秋时代的外交活动来说，不失为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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