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战败原因初探

　　摘要：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惨败，有其深刻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第一，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并非出自内因，而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第二，清政府的海军体制严重滞后，不能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需要；第三，清政府与北洋海军的海战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缺陷。尽管如此，但北洋水师的存在，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力，使甲午战争推迟了十年。

　　关键词：北洋水师；黄海海战；近代化；李鸿章；丁汝昌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44-03

　　一、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并非出自内因，而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

　　清政府发展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心勃勃的日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过：“泰西虽强，尚在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241874年日军武力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始对过去没有引起关注的东邻日本高度警觉起来，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确立了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由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无陆地接壤，甲午战争虽因朝鲜而起，而实际上两国海军争夺的焦点，却是黄海的制海权。西方海军评论者指出，两国交战，“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

　　1888年秋，北洋海军建成。加上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共为四支海军（舰队），统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节制调遣。北洋海军由25艘新型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战斗力已堪称远东之首[2]235。四支海军总计实力，排在英、法、俄、德、荷、西、意、土之后，居世界第9位，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3]82。与日本海军相比较，清海军在舰艇总吨位、大口径火炮等方面占有优势。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逻辽东、高丽一带”，“前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4]，①（海军函稿，卷二，P15-17）威慑地域已从东北亚前伸至东南亚地区。海军衙门总理奕■沾沾自喜道：海军“声势已壮”[4]（第3册，P64）。李鸿章称北洋海军的实力，“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①（奏稿，卷七二，P4）。但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的口号，大力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1890年到1893年四年间，日本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分别占总支出的29.51%、27.83%、28.67%和32%[5]51。从1871年到1887年间，日本海军经费从50万日元，增长到1000万日元[2]499。日本政府还先后拟订了第六、七、八次扩充海军的计划，连年发行海军公债，追加海军预算，征课华族累进税，鼓励陆海军及驻外人员捐献每月部分所得，甚至明治天皇也先后拨出宫中费用6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以示倡导[2]499。在1888年后，日本加速购舰活动，六年间添置军舰12艘，使日本海军在舰船的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

　　1894年前，日本建成了一支较北洋海军更为精锐的舰队，其性能较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更优。其中“松岛”、“严岛”、“桥立”实力最强大，日本海军更是叫嚣着把作战目标对准北洋水师最有威慑力的“定远”和“镇远”舰[6]89-94。

　　就在两国海军竞赛的关键时刻，清政府却以北洋海军成军为满足，止步不前。自1888年至1894年的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北洋海军成军后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十七年（1891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和南洋各国后，曾向清廷上奏，“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1]368但清政府没有意识到危机，并未接受丁汝昌的建议，北洋海军舰队的保养和配件的配置成了难题。正如清末舆论所指出，日军有备无患，积极备战，而北洋水师却出现武备松弛的局面。“倭酋积屡处心已数十年……日日讲求训练，而我不知；我之人才日销，武备松弛，而我亦不知。”[7]（第3册，第80页）晚清海军建设已处于停滞状态，加之山西、河南灾荒，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却把克扣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与三海工程。户部明确规定南北洋购买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翁同■、左宗棠、刘坤一等大员也不断抱怨李鸿章发展海军耗糜经费。这与当时日本从皇室内每年拨款30万元，从官员薪酬中抽出10%用于建造军舰形成鲜明的对照。李鸿章感慨地说：“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愤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饼。”①（奏稿，卷三六，P21）“日本蕞尔小郑，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①（奏稿，卷七八，P17）

　　从更深一个层次上说，清海军建设停滞，不仅仅是一个挪用经费的问题，更反映了清政府财政的薄弱，支持一支庞大的海军显得力不从心。光绪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达每年6000万两左右，但除去支出，所剩无几。光绪十七年（1891年），财政收入为8960万两，而支出则为8930万两[8]（第2辑第3册，P230-235）。在这种财力条件下，要发展一支强大海军，显然是捉襟见肘。曾任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40年之久的英人赫德曾对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说过：“海军之于大国，譬犹数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归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8]（第1辑第1册，P1-2）本来财政薄弱，朝野上下又不能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海军落后于日本就不足为怪了。

　　二、清政府的海军领导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难以适应打赢近代化战争的需要

　　海军的建设和作战需要指挥统一。日本1872年成立海军省，统一领导海军事务，后来又建立了军令、军政机构，建立了近代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前，为实现统一作战，日本将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大大加强了日本海军整体实力。而清海军从筹建开始，走的就是分散组建的模式。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分别由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各自控制，各自为政，没有统一领导。

　　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惨败，清政府认识到现存海军体制的弊端。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国海军的海军衙门。但由于各种原因，海军衙门成立并未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四支水师仍然是独立运行，自成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近代指挥体制。李鸿章不无担忧地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起。万一中东有事，胜负尚难逆料”[4]（第1册，P367）。不出李鸿章所料，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孤军作战，其他三支水师作壁上观，拒绝支援。

　　北洋水师内部存在指挥多元化的情况，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北洋海防是由陆军和海军共同承担的，政出多门，北洋水师提督不仅不能节制指挥炮台守备部队，也调动不了辖区内的旅顺、威海、大沽等海军基地的各局、坞。战后，北洋水师将领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沿海各炮台、水雷营等地，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2]247，道出了海军指挥体制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