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困境

　　摘要：我国城市化是由国家政策主导并推动，依靠经济拉动力迅猛发展起来的。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引发中国城市和农村同源而生的两大问题。城市化发展前期导致的社会问题，是继续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现阶段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

　　关键词：城市化；发展困境；城乡差距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01-02

　　我国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推行市场经济、转变产业结构，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支持，催生出一个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带来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人口暴增等一系列城市公共问题，还衍生出第二代农民工的个人认同、地域歧视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回顾我国城市化进程，直面城市化飞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

　　（一）产业结构转变的内在要求

　　根据三大产业结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产业发展的重心将逐步向工业和服务业倾斜，甚至直接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要求资源、劳动力、市场等产业要素集中分布，这些产业要素的集聚性分布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反之，城市的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良好产业条件的形成，巨大消费市场的存在，将继续扩大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吸引力，使得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向城市集聚发展。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和城市化共同促进，协同发展的结果。

　　（二）外部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效益的体现

　　外部效应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1]。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的集聚所引发的经济效益，支撑了多行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城市化进程中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又对其他人口产生了更大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城市化进程。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的优化，聚合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产生显著的规模效益，随之催生出更高层次的资源和要素聚合效应。

　　（三）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客观上要求城市化发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技术的革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减少，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资源、土地等生产因素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得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市场，以及与务农相比更高的劳动回报。在市场引导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源供给问题。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不仅是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度量标准，也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助推力。

　　（四）国家政策的引导

　　我国近三十年的急剧城市化进程，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也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2]。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国家着力发展重工业，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不仅没有相应的提高，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就在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不开放市场。即使工业发展在经济上为城市化发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政策因素的限制，还是使得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发生了脱节现象。为了支持重工业建设而建设起来的几个大城市，也是依靠政府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政策上要求劳动力转移形成的“计划型城市”。相比于在自由的市场贸易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有很大的区别。国家不发展甚至是扼杀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国有企业内部实行员工“终身制”和“代替制”，城市难以形成多余的就业机会。

　　城市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开放的、允许自由竞争的市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完善制度保障。近三十年中国迅猛提高的城市化水平固然取决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从其源头上看，还是国家在政策上松了口，鼓励市场的自由发展，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配作用，使中国的经济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势头。

　　中国城市化的整个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国家政策在背后起的举足轻重作用，它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起点、发展过程甚至是发展终点。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性作用始终不能强大到消除，甚至对抗国家政策的转变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只能是由国家政策一手规划、哺育完成的。

　　二、我国城市化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过快

　　1978年以来，国家根据中国城市化研究成果逐步制定了相关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正式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对城市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即“适当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市，积极适当发展中小城市与大力发展小城镇。”[3]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一直秉持控制大城市发展，积极促进中小城市发展的原则。但实际情况是，占据了大量经济、市场、人力资源的大城市，发展势头迅猛，集聚优势不断增加，中小城市的发展在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下，发展虽然显著，但仍然大大落后于大城市。依据《中国城市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自1980年起，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大城市占所有城市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5%左右，但人口规模100万以上大城市的人口总数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了数量不少的人口规模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