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为的根源(3)

　　（四）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引以为豪，但不对外输出

　　基辛格认为中国一直有一套深感自豪的价值观，但从未将此认为是普世价值观并谋求在世界各地传播。长期以来，中国从未长期与另一国在平等基础上交往过，因为相同规模的具有悠久文化的大国中国没有遇到过。对周边的藩属国，中国只要求他们承认中国的特殊地位，对远方的国家，中国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强迫远方的国家认同中国的价值观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对方认同，欢迎他人前来学习。

　　基辛格在1966年发表过题为《国内结构和对外政策》的论文，文章第三节讨论的是“领导集团的性质”。基辛格认为：“不论人们对于在国际事务中做出选择的‘客观’程度持什么看法，决策总是由个人做出的，这些个人首先意识到似乎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他们对选择的理解有赖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得以升迁发迹的经历[5]。基辛格举例说，十九世纪英国的斡旋、调解式政策，部分反映了受议会熏陶出来的品质以及由家族关系和共同教育所联结起来的和衷共济的特征；而德意志帝国的激进的政策，也是受国内结构的影响。按照这样的理论，在中国传统中官员得以升迁的原因是熟读儒家经典，精通书法和诗歌。因此在对外征战上，他们既不擅长，也不热衷。因此，“同后起的其他区域性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帝国，对扩张领土并不热衷。”

　　四、价值观基因的验证

　　完成了中国价值观基因的归纳，《论中国》开始在1949年至今的历史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寻找并验证那些继承自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这部分在全书中占篇幅最大，不一一详述。下面以对基辛格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解读为例，梳理基辛格如何寻找价值观基因。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篇章中，基辛格验证了四个基因中的两个：延续性和内敛性。

　　（一）延续性

　　基辛格注意到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崭新中国，逃脱中国的历史循环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追求一种与古老中国的切割[3]，但是毛泽东本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都让他自身也无法摆脱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不仅毛泽东本人，决策层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对此，基辛格博士写道：“毛泽东召见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领导者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的新中国——然而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质疑过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3]“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二）内敛性

　　基辛格注意到1959年中印首次发生冲突后，为避免一场危机，毛泽东命令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3]180。此后印度步步逼近，中国宣布停止撤军后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3]181，结果印度继续进逼，并认为再有最后一击便可大功告成。中国被迫决定以一场闪电式打击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1962年10月20日的初步攻势持续4天，11月中旬开始大举进攻。此后，解放军立即收兵，返回了离边境甚远的起兵之处。基辛格对此的解读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争中，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3]185。

　　在别的篇章中，基辛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解读出四个价值观基因中的全部或部分。

　　五、结语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基于如何看待对方之上的相互行为，将会影响整个人类的未来。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以冷战的方式书写了历史。这段历史证明，没有可兼容的价值观的赤裸裸的权力的均势是脆弱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对中国的解读对两国关系是一种有益的推进。他对中国的解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对自己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有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是现实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词，但“有中国特色的”是更核心的关键词——此处的“中国特色”包涵了中国执政党对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价值观基因的尊重与继承。

　　参考文献：

　　[1][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3][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胡立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4][美]乔治·凯南.苏联行为探源[J].外交，1947，25（4）.

　　[5][美]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