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为的根源(2)

　　二、《论中国》的逻辑

　　《论中国》第一版的序里写道，“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交往。”诚然，整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确实是在讲述历史，但讲述历史本身仅仅是手段，并不是《论中国》的目的。《论中国》更多的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还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什么才是基辛格想通过《论中国》表达的态度呢？

　　按照语法来分析，“论中国”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动词是“论”，“论”的宾语，或者说对象，是“中国”。“中国”在作者基辛格和阅读此书的美国人或决策者那里是一个客体，是一个他者。既然是他者，那么阅读的主体就会对这个客体进行界定，划定这个客体的边界。在美国人眼中，至少存在“两个中国”——一个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一个是成立于1949年的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而这两个中国在他们眼中，即使不是割裂的也至少不是重合的。对这两个中国的评判甚至好恶都是不同的。举例而言，如果以较长的时间轴考量美国与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的关系，美国人会发现二者常常是伙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者是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二者也是盟友；如果以较短的时间轴考量美国与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的关系，美国人会发现二者常常是对手——在朝鲜战争中二者针锋相对，在越南战争中二者针锋相对。

　　基辛格在《论中国》后记中引用了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所著的《克劳备忘录》。克劳认为：当德国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不管德国的主观意愿是否友好，都应当将德国视为对手。基辛格认为目前美国有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与他的观点“大相径庭”。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主观意愿与中国的实际能力同样重要[3]。历史上，美国未曾遇到克劳的困境——当中国实力有限的时候，评估中国是对手还是伙伴并不迫切（甚至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考虑与中国建交的时候，中国也仅仅是美苏竞争中的不足以称之为对等的竞争者的第三方，当时也没有迫切的评估需求），但是当中国逐渐具备了成为美国敌人的能力的时候，评估中国的意愿，分析中国行为的根源便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回顾历史，1945年二战结束后，当苏联具有与美国为敌的能力的时候，美国进行了类似的评估。评估的代表作是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评估的结论为苏联是对手而无法成为伙伴[4]。美国国内与凯南观点类似的评估推动了冷战的发展。今天，当美国再次面临进行这种评估的需要的时候，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今天的中国是哪个中国？是那个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还是那个社会主义的年轻中国？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哪个中国的性格特质与价值取向更能在现实中解释这个国家今天的行为，预测这个国家明天的行为？

　　《论中国》想要回答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基辛格博士试图用书中的史实证明，那个年轻的中国虽然有着美国并不赞同的社会主义特质，但是这个年轻中国的血液中却无法剥离那个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基辛格在前言就开门见山地写出了这种目的，“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使有可能过于简单化之虞。”[3]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基辛格分四步表述他的态度：第一步，前言：让读者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她是古老中国的延续者；第二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努力寻找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并加以归纳；第三步，第四章到第十七章（这是全书篇幅最大的部分）：在新中国的行为中，寻找这种基因，并验证这种基因的存在；第四步，第十八章和后记：通过前文的论述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遵循着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她并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美国应当注重中国行为的这一根源，避免《克劳备忘录》中的错误，与中国成为伙伴。

　　三、价值观基因的归纳

　　中国实际的价值观是什么样，与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价值观是什么样同等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决策。在《论中国》中，基辛格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价值观的呢？

　　（一）延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改朝换代”

　　基辛格认为3000多年来，中国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中国人仍旧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文字，而且各种文化典籍以这种不变的文字为依托，无断代地流传至今[3]2。

　　中国的历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流经的一个阶段、一个篇章。基辛格极力想证明新中国的这种共性和延续性，引导读者不要将新中国看成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断层，而只是一次正常的“改朝换代”，以此隐晦地唤起美国决策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国法统这一事实的尊重。书中写道：“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府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沿袭皇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统一中国”。“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这段描写可以看作基辛格对毛泽东领导的政党战胜蒋介石集团的历史含义的一次界定和澄清。

　　（二）内敛性——历史证明中国在最强盛的时候也不追求扩张

　　如同英国外交官克劳，美国决策者也始终忧虑一件事情——中国强大之后会如何作为？基辛格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分析了历史上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强大国家时的所作所为。基辛格认为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内敛与自足，“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3]4。为了更易于让美国读者理解，基辛格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中国的光荣孤立[3]。

　　为证明这个观点，基辛格精心地寻找到中国航海的例子——这个例子并非信手拈来——对于海洋大国美国，航海的故事更容易理解，也更具说服力。

　　基辛格先分析了宋朝。在宋朝，中国的航海技术世界第一，但中国没有任何意愿掘取任何海外殖民地。

　　基辛格随即小心翼翼地解释了元朝两次远征日本的行为。在这段论述里，基辛格首先强调这两次远征的决策者是“蒙古人”（而不是汉人）[3]5，然后强调了这两次远征都没有成功，而且“元朝灭亡后中国再未做尝试”。

　　基辛格接着论述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中国舰队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相形见绌”。在这里以西班牙作为对比，基辛格似乎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潜台词——宋朝的舰队如此强大，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类似西班牙的海上利益的诉求。郑和每到一地，仅仅是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并且厚赠当地的君主，邀请他们前往中国。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没有多少兴趣”，“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了中国的‘软实力’”。

　　在论述了中国强盛之后在海洋利益上并不贪婪之后，基辛格紧接着论述了在中国强盛之后在陆地权益上也不贪婪。基辛格列举了中国皇帝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超然态度，又描述了1863年咸丰皇帝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林肯总统的超然态度。为进一步加强说服力，基辛格紧接着补充了当时的中国在技术与经济上的绝对领先地位。

　　（三）中国的国内政治概念——推崇和谐，但强调等级

　　基辛格认为以儒家学说为灵魂的中国国内政治的价值观基因有两个关键因素：崇尚和谐与强调等级。

　　崇尚和谐。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探源》里将苏联政权的政治特性理解为：一方面将外部世界描绘成敌视苏联的，另一方面在国内采取高压的顽固的统治，以压迫与纪律使国民服从[1]85-101。与之完全不同，基辛格理解的中国国内政治的传统基因是崇尚和谐。“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百姓和士大夫信奉一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基辛格比较孔子与马基雅维利。他认为，孔子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游走四方，希望获得重用，但是孔子注重的不是权术，而是社会和谐。基辛格强调中国的这种和谐的传统正是中国在强大时也不追求扩张的国内政治的根源。

　　强调等级。中国国内政治的传统推崇和谐，但走向这种和谐的路径却是独特的。与美国强调平等与民主不同，儒家的社会结构是等级森严的。中国礼仪中的三跪九叩大礼就显示着对领导者的尊崇。

　　基辛格同时强调中国国内政治传统中的推崇和谐与强调等级，是想说明：美国不应苛求中国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国内政治形式。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式有自己发展的历史规律，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民主。但也正是由于继承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基因，中国独特的国内政治方式追求和谐，并同样可以导致一种良好的结果。美国对此应了解并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