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的审美心理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基于艺术教育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启示》（项目编号：12ZCJY09）的阶段性成果摘要：《乐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音乐理论著作，它对音乐的功能论述篇幅较多、范围较广、内涵较深，同时，《乐记》还蕴含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它是我们研究古代音乐心理学，创作心理学的基础。本文试图对《乐记》的审美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分析音乐与人心理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乐记；审美；心理；性格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相互促进的互渗互融的审美图式。《乐记》在心物同构、以类相动、声歌各有宜的审美创作心理和审美接受心理的过程中把天地宇宙、自然万物以人化和美化突出了独特的审美教育心理学。

　　1音乐审美的发生与创作者的心理：“物感说”、心物同构

　　“《乐记》认为音乐的产生在于人心感物”[1]——“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我们可将其称之为“物感说”，这其中涉及了两个要素：人心和外物。“物感”，也就是感物而兴，艺术家的灵感以及创作兴趣是在外部刺激下产生的，创作的心理动机也由此而生。《乐记》肯定了音乐与创作者心理的必然联系，认为音乐能够引起人的情感反应。同时，也阐述了音乐本身是不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但是通过外界事物的刺激，使情感上产生共鸣就产生了音乐，因此，音乐是心物感应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抒发创作者的情绪。综上所述，《乐记》认为音乐的本源在于人心感物，注重外界事物对人心的感发，提出了“物一心一声一音一乐”的音乐艺术本源论和由自然的“声”到审美之“音”“乐”的艺术创作转化过程。

　　《乐记·乐本篇》说：“凡音之起，又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2]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音乐的本源是“物”，音乐是客观事物感动人心的结果，艺术来自客观现实，是内心情感受到外物激发的产物。《乐记》所说的乐，是一种综合艺术，不仅仅包括狭义的音乐，还包括诗歌和舞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内心情感的勃发是由于客观事物的触发而引起的，艺术是人的内心情感和心理活动的表现，当艺术家“感于物而动”就会产生创作的心理动机，萌发创作冲动。这种冲动表现为一种心理驱力，它促使艺术家“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进入到艺术创作的过程。“艺术创作的本源是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感动人心的结果。”[3]

　　“物感说”指出了艺术家创作心理动机的由来，而且，它也揭示了艺术心理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心物关系问题，即主体心灵与客观外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物感说强调了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主观心理情感与客观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心物同构的视角阐释了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的和谐同构关系。在《乐记》中不论是天气物象还是四时春秋，作者都赋予它们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它们仿佛具有了人类的意志和情感。天地物象与人类心灵沟通的这种“心物同构”互动想象，与西方完型心理学所倡导的异质同构不谋而合。《乐记·魏文侯篇》中，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让人们产生不同的思绪，子夏认为，“君子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4]子夏所说的“有所合之”，从一定意义说意味着君子的心理结构与其所听到的音乐的节奏旋律相合，调动其联想和想象产生音乐的美感与相应的思绪。《乐记》认识到了君子从心灵与音乐意象之间的沟通互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君子心灵与音乐意象之间的异质同构。

　　《乐记·乐论篇》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实际上就是天、地、人三者建构了相生相谐、物我同一的情境。《乐记·乐礼篇》讲到：“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5]“春作夏长”“秋敛冬藏”它们本身不是仁、义，但是它们的自然规律符合仁、义的心理结构。正是这种心物同构，所以说它们象征着仁、义。正是在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相互对应与沟通的情况下，主体就进入身心相谐、物我化一的境界，而这种境界表现为主体客观化与客体主观化的双向互渗过程，同时呈现出审美的共振。《乐记》所提出的“物感说”与心物同构启迪了我国古代艺术活动。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枯藤、昏鸦、瘦马的暮秋黄昏意象，流露苍凉凄苦的情感，透露浪迹天涯的羁旅中古雅淡幽的生命轨迹。可见古人已经意识到“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主宰”，客观事物的刺激引起了“心”的活动，心与物在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中达到“异质同构”，从而感于物而后动，创作了艺术。

　　《乐记》“心物同构”的审美心理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精神上的和谐，统一，圆满的关系。它是我国传统的审美理想——思与境谐、境与意会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