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变体与苏东坡的傲兀

　　“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据说这是隶事用典的最高境界，自然无痕，如水中之盐，舌尖能感，眼前不见；比之更玄妙的则如“系风捕影”一般抓不住了。

　　典故抓不住，是因为典故变型了。有些典故只轻微变型，却因读者阅读水准降低而难以辨识。例如我曾经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讲解辛稼轩《贺新郎》词，问学生“我最怜君中宵舞”所用何典？大家纷纷掏出手机上网搜索，却找不到满意答案。当我提及“闻鸡起舞”时，学生们都惊讶竟是如此平常之典！“中宵舞”是“闻鸡起舞”的变体，略去“闻鸡”，给出“中宵”这一信息，亦出自原典“中夜闻荒鸡鸣”（《晋书·祖逖传》）。学生的古典积累远不如从前固是客观现实，但中学语文教育过分追求标准化、客观化更应该担负此责，祖逖原典的丰富叙事被“闻鸡”简约化、概念化，没了“鸡”学生就觉察不出典故。

　　还有些典故，在诗文中一直以错误的变体出现，将错就错，于是习以为常不觉其误。例如“元龙百尺楼”，原典出自《三国志·陈登传》：

　　（许）氾曰：“昔遭乱过下邳，见（陈）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曰：“……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

　　陈元龙（登）卧的是大床，从来没有卧在百尺楼上，只是刘备说他自己想要卧百尺楼，然而后代诗文用此典故时，多将“元龙”与“百尺楼”合在一起用，仿佛陈元龙真有一座百尺楼似的。例如苏轼《次韵答邦直子由》：“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好卧元龙百尺楼，笑看江水拍天流。”宋人还特别拈出此“硬伤”来批评东坡（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然始作俑者不是苏轼，应该是长他十七岁的刘敞，其《陈元龙》诗说：“元龙湖海士，固有湖海气。自卧百尺楼，群儿仆诸地。”已然搞错了。

　　典故变体，往往出于诗人的“积极修辞”，是为满足平仄、对偶、辞藻、字数等需要而不得不作的一些变化。大多数变体是技术层面的，无关乎思想感情，但也有些例外，这里要说一说苏轼《和桃花源诗》的“尻驾”，其背后实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隐衷。

　　将一位先贤的作品集从头至尾遍和下来，苏轼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苏轼《和陶诗》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和陶”体认陶潜的人格和诗艺，也以此凸显陶诗的平淡邃美。陶潜成全了苏轼，苏轼也成全了陶潜，千年以来，陶诗其实一直以“苏化的面目”流传。自元祐七年（1092）作《和陶饮酒诗二十首》起，到元符三年（1100）作《和陶杂诗十一首》止，苏轼欲“尽和”陶诗，最终留有二十二首陶诗未和（已和一百零九首）。《和桃花源诗》作于绍圣三年（1096），全诗如下：

　　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桃源信不远，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绝学抱天艺。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苓龟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龁啮谢炮制。子骥虽形隔，渊明已心诣。高山不难越，浅水何足厉。不知我仇池，高举复几岁。从来一生死，近又算痴慧。蒲涧安期境，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诗歌大意说桃花源无需外求，而在内心。“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两句用《庄子·大宗师》典故：“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子舆这个人天生残疾，驼背、隆肩、颈脖朝天，但却毫无怨言，一派天真，他说：“如果上苍把我左臂变成公鸡，我就让它报晓，把我右臂变成弹弓，就用它打斑鸠、作烧烤；如果把我屁股变成车，我就用精神之马拉它驰骋天下。”

　　《大宗师》这一典故后来浓缩为“尻轮”，在古诗文中较为常见，其变体有“尻马”、“尻轮神马”、“尻神”等，《汉语大词典》就把这四个词汇全部收入。而“尻驾”一词除东坡外，则只有南宋初孙觌《鸿庆居士集》用过两次：“飘飘尻驾凌空举”；“尻驾不复奔”。此后在诗文中近乎绝迹（只有清王士祯《脚痛》等一、二例）。可以说，“尻驾”是苏轼独享的典故变体，更是他的一种精神独语。清人编《佩文韵府》收入“尻驾”，说明这个词具有了“合法性”，今人若作诗填词倒是可以用它一用，有来处，不算生造的。《佩文韵府》对生僻词汇一概收入是情有可原的，因它们可为骚人墨客供作诗料；但是今人编《汉语大词典》也收入“尻驾”，则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它在古籍中实在罕见，不能因为首创者为苏轼，就给历史名人以特权。

　　将“尻轮”改成“尻驾”，苏轼是出于何种意图呢？也许是为了诗歌格律，上句“臂鸡”的“鸡”字平声，下句若用“轮”字，仍是平声，似乎没有“驾”字的去声好。但这首诗为古体，平仄也是不拘的。那么这一关于“屁股”的典故变体，是否别有深意呢？毕竟在《庄子·大宗师》原典的语境中没有“驾”这个词，它与“轮”字差异较大。

　　所幸《东坡志林》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微妙材料：

　　吾有诗云：“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怪我此何求？我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谓参寥曰：“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仆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曰：“子瞻文过有理，似孙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卷八）

　　东坡与章惇（子厚）是同年，二人一同参加了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主考官为欧阳修。东坡考取省试第二名，与弟弟苏辙一同赐进士及第。此科状元是章衡，他是章惇的侄儿。章惇也考中了，但是他耻于名列侄儿之下，放弃了功名，次年再考。由这一举动可知，章惇是有一点“偏执狂”的，他的性格成长过程也许因某事受到过扭曲。所以东坡对章惇的评价为：“一代异人”！最最怪异的人！据说东坡、章惇曾一同游赏仙游谭，遇万仞绝壁，东坡不敢过，章惇却如履平地，神色不动，东坡抚其背笑曰：“子厚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东坡答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后来在党争中，章惇果然将政敌置之死地而后快。

　　宋神宗元丰六年癸亥（1083），东坡已贬居黄州三年，他的好友参寥（释道潜）前来拜访，一同游赏武昌西山，东坡有《参寥泉铭》、《记参寥诗》记其事。《东坡志林》所载之事，应发生在此年。南宋施宿注东坡诗，也说《日日出东门》一首作于元丰六年。章惇已在前一年拜门下侍郎，即副宰相。孙子荆即孙楚，事见《晋书·孙楚传》：“楚少时欲隐居，谓济曰，当欲枕石漱流，误云漱石枕流。济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励其齿。’”参寥以子荆比东坡，是夸赞他有辩才，善于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