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记作品文学性的通信(2)

　　顾农兄：

　　信悉。传记写作确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很有些话想说。年后年前琐事不断，回信竟拖了一段日子。

　　兄辞谢蔡琰传记的邀约，明智之至。蔡琰的材料少到那种程度，如何为无米之炊？出版这套“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早有所闻，主事的称得上权威部门，本可寄以厚望，结果如何叫人有点杞人之忧。他们列出拟写的传主一百三十位，绝大多数属于古代，蔡元培以后寥寥不足十人。“丛书”要求每本传记篇幅都写到二十五至四十万字，不大容易完成。即使下限二十五万，再打个折扣，就十七八万吧，材料不够敷衍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诸子，哪个都难以凑到这么多万数。看丛书征聘著者的对象，有作家有专家，好像首先盯着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或曰纪实文学作家。主事者敢有此豪迈之举，或许正看在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妙笔生花。现代文化名人诚然材料丰富，为其立传又何尝容易呢。他们较之古人自不虞无米，但泡沫亦多。材料的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若非研究有素，何取何舍实在很是费力的。譬如几成常识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身不娶，已采入多种传记作品。事实是这位哲学家晚年曾经谈婚论嫁，只是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无奈地不了了之矣。近日某报关于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的回忆，我读来很觉得平实了，兄乃任翁的乡人，却一眼见出其中“不尽准确”多处。他人回忆如此，本人自述也难说全部可靠。冰心有篇纪念胡适的文章，说她虽然与胡适过从非浅，而从来没有写过一次信给博士。读到此处，我伸手取下书架上的《胡适来往书信集》，里面就收录了两封她致“适之校长先生”信函。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处冰心决非说谎，他俩往来二十多年里通信委实极少，少得记忆里不留痕迹。可见，传记材料，少有少的难处，多也有多的费劲。

　　胡适曾经感叹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这些年来传记的出版倒兴旺得可以。书店里传记读物满排满架，热销非常。著者中不少是倚马可待的快手，天马行空，戏说无边。他们的迅疾和文采，非严谨的学者专家能追步。迅疾与严谨，出版商是宁取前舍后的，故此类传记所述传主生平不敢全盘置信。有人搬来异域风行的“新历史主义”，为胡编乱造来张目开道。张目开道者强调的历史本无真实可言，恐并非人家那个“主义”的原意。我想，原意旨在说明历史描述不可穷尽，正如揭示真理不可能绝对一样。没有绝对真理，历史不可穷尽，均就宏观而言，不应拿来作拒绝追求真理、逼近史实的盾牌。胡适有过近似的比喻，说历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块面团，任人揉捏。这个生动的有名的比喻也常被误解为无视客观史实的存在。岂不知，任人地打扮、任人地揉捏，仅道理的一半，还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对象即姑娘、面团不容替换。姑娘、面团是历史，是本质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怎么地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决非姑娘，决非面团，当然不再是历史。

　　近年盛行传记小说，这名目好生费解。传记属历史范畴，小说在文学类别，一是必须发生过的史实记录，一是子虚乌有的假语村言，如何能融合在一起呢？又要说到胡适，他是倡导传记写作的先驱，而且身体力行，撰写了《四十自述》。这个自述曾经尝试“小说式”的文学笔法，还想以虚构的人名、地名描写具体故事。他的尝试已见之“自述”开头一章，但还是无力把史实与“小说”调和到一块，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尝试，“自述”回归了他严谨的史学原则。

　　你我处身高校，这些话在学界说说尚可，外人听来难免不讥之迂腐学究气。其实你我向来诟病学术囿于学府，它的终端应该是民众，并为此多少作过一点努力。传记写作亦然，不能一味地炮制学术性的“评传”，还需有面向广大读者的传记读物。传记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可以传承文化，还可以励志。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是垂范后人的精神资源，“名人传记丛书”的倡导、组织者们初衷或正在于此。要让广大读者阅读，就得喜闻乐见，就要求传记的可读性，大量文学传记蜂拥而至是自然的。眼下连学术传记也悄悄向它靠拢，以前往往标明“评传”以示身价，现今不大张开这面旗号了，不然势必影响销售数量，出版商不大肯买账。文学传记当然讲究文学性，可文学性又被写手视为胡编乱造的另一块盾牌，以为文学性便是容许编撰情节，虚构内容。此乃大大的曲解或误解。兄提及《史记》，它虽为史著，但汉魏时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皆有别今人，史学观念亦不同今世。先秦更加是事实和传说以至神话参合在一起的，因而不必泥古。人们常常引证三实七虚的《三国演义》，尤不必成则为王，不能因为它成文学经典而忽略史学意义的负面效应。太多的人以它为接受历史教育的捷径，然而为那“七虚”，史学家们要付出多大辛劳澄清史实。《三国演义》不朽，史学家为其纠正不实恐也永无止日。记得鲁迅对“七虚”便不无微词。学术传记容有失误，毕竟亦有学术自律在，且读者具相关知识、不乏一定分辨能力。文学传记读者众多，读者知识又是有限，胡编戏说起来，贻害之易之广可想而知。

　　传记无论如何不宜虚构，所谓虚构不妨以“拟实”概念取代。与其讨论可不可虚构，不如讨论如何合情合理地拟实。拟实与虚构大有区别，后者是无中生有，前者只是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作推理、想象、摹写出来。譬如，史料记载传主春季天晴的某日去了一趟西湖，传记不妨据此，写写春阳娇媚，垂柳拂面，但不可描述成秋雨绵绵，万木萧疏。要是史料失记是晴是雨，那就放宽一些，随你写晴写雨，算打个擦边球啰。传记的文学性，其涵义何止在情节曲折，更有诸多其他文学因素，如笔致宜人，注重细节，场景再现，等等。我颇向往随笔体的传记，娓娓道来，似平淡实隽永。拙著《林徽因传》、《凌叔华传》都曾略作追步，毕竟学力和才情都甚欠缺，远不尽人意。这两册传记的读者依然局限在“读书人”圈内，圈外读者，包括若干林徽因粉丝，仍多为“演义”式的林氏传记所吸引。

　　关于传记的文学性问题，以及拟实，如何拟实，可说、想说的话多多，先此打住了。这个话题未必没有理论意义，而实践意义尤为迫切。信里三言两语不大说得清楚，最好另作文字探讨。

　　新春伊始，本当祝福兄文笔大健。一想到兄的新作已经目不暇接，就改为一声提醒吧：务切保重健康，到底上了年纪，何况兄刚刚杀青了数十万言宏著。

　　弟学勇

　　2013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