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记作品文学性的通信

　　学勇兄：

　　去年秋天，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友人，建议我从中古文学家如蔡文姬、嵇康、阮籍等人中挑选一位来写传记，参加到中国作协主持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当中去。据介绍，该“传记”丛书要求：应是原创的纪实体文学作品，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力求生动完美，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云云。每部传记的篇幅约掌握在二十五万字至四十万字。

　　既要纪实，又要创造，我理解就是要达成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这是极高的标准，我哪里能做得到，没有敢应命。而且他们定的期限很紧，想多磨几年也不可能，这就更不敢轻易上船了。

　　既然是传记，肯定要真实可信，要仔细研究史料，完全吃透，然后才可以转化为叙事。可是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传只有寥寥数行，别传和相关的记载略多一点，也颇有限，而她本人的诗只有三首，却又每一首的真伪都有争议。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没有多少。总之可以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东西远不足万字，现在要冲出二十五至四十万的一大桶来，要加多少创造性的辅料佐料啊。嵇康和阮籍的材料虽然要丰富得多，但其中有麻烦的地方层出不穷，学术界的意见分歧很大，我虽然有自己的一套解读（曾发表过一二十篇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其主旨大体见于行将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一书第二章《正始玄远》），但同主流派的看法出入甚远，单是作纯学术讨论还好，一旦化为充满“文学艺术创造”的叙述，难免被斥为野狐禅，不大大挨骂恐怕是不可能的。而要为自己作“并非野狐”的辩护，得说上许多许多话，势必冲击安度晚年的计划——不必去惹这样的麻烦了。

　　看你过去的文章，好像倾向于传记不能虚构，否则就是写小说而非传记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写传记，绝对不虚构确实是可能的，材料甚多，只要掌握得齐全，分析得到位，化为纯真实的叙述大有可能——你为林徽因、凌叔华写传，得到很好的评价，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然剪裁得体、文字高妙也大有关系。而为古代特别是唐朝以前的作家写传，就很难有这样的不愁无米的幸福了。

　　其实有些虚构也并不可怕，只要不违背有案可稽的基本史料就可以了。事实上即使是传世的历史著作中也有若干虚构。例如《左传》宣公二年写晋灵公派一个刺客鉏麑去暗杀老是提意见的赵盾，鉏麑一大早赶去准备动手，却见赵盾已经起床，“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感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道德高尚的硬汉鉏麑就自己撞树而死。当时就是他一个人，这样的自言自语，史家何从得知？照写不误。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写刘邦和张良在形势非常危急之际，借口上厕所，躲在里面密商怎样逃离此地，这事十分机密，当时尚无录音或窃听装置——司马迁何从得知？也照写不误。

　　钱锺书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传》、《史记》“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刺客鉏麑忽然自杀，在厕所里呆了一会儿以后刘邦就逃跑了，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这也就可以了。他们自言自语或秘密交谈了些什么话，创造几句无妨。史家尚且有这样的自由，传记作家还怕什么？

　　再举一个同扬州有点关系的例子。史可法（1602—1645）守扬州，最后以身殉国，是著名的抗清英雄。他早年是左光斗的门生，左光斗遭宦官迫害下狱，史可法去探监，不料被恩师狠狠地责备了一顿，而他骂门生的那些话，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

　　“尔胡为乎来哉！”

　　——史可法《祭大中丞左公文》，《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硜硜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

　　——戴名世《戴南山全集》卷八《左忠毅公传》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方苞《方苞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

　　意旨相同，都是爱护门生的意思，怕他因探监而遭到株连，他是要为天下爱惜人才；而几份文献中的具体话语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大约是史可法本人那一句比较简单的记载最为可信，后两份大约都不免踵事增华；但也可能是有些老师器重自己的话，史可法觉得不宜出现在自己笔下，遂略去不提。如果今天为史可法或左光斗写传记，不妨以这三份文献为依托，加以生发，进一步锦上添花。大史家司马光说得好：“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史书尚且可以如此，人物传记自然应当更加能够容忍“有以文之”的人物语言。

　　这样看来，传记里的人物语言可以有三种情形：这话是他说的，这话像他说的，这话他是可能说的；只有一种应当避免：这话他是不可能说的。

　　文学传记也不妨虚构故事；而尤其可以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虚构人物语言，这样风险比较小，并能大大增加可读性；心理描写则更是大有可为。总之大可放笔直书，其底线在于不要同可靠的史料发生矛盾抵触。这正如人们做事可以有些自由，只要不出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就行一样。

　　但这决非易事，更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因为如果不深知当时的情形，包括历史、地理、制度、礼法、风俗、习惯、名物、时尚、心态等等，就很容易弄出些不可能的故事和语言来，以致落到底线之下，误导读者或令他们哭笑两难。

　　如果我来写古代文学家的传记，就准备把胆子放大些，再大些！但你知道我一向胆小，虽欲衰年变法，而仍多学究的迂腐气，要改也难。那么还是自己不写，而来看名家们的大作吧。

　　你对传记一道研究有素，愿闻高论，匡我不逮。匆匆，

　　问好！

　　弟顾农再拜

　　201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