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产业升级：从追赶到前沿(2)

　　以高铁发展为例，中国在高铁技术上之所以能让国外大公司向中国企业转让核心技术，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优势，对德法日等国的公司来讲，中国市场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规模化增量市场，除了中国市场他们甚至在其他地方都很难找到进行新技术验证的机会。在国外公司被迫转让核心技术后，我们之所以又能够没有重蹈汽车产业过去那种重引进而难以自主创新的“桑塔纳”路线，而是很快能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甚至反超，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铁路产业制造和设计研发体系比较完备，特别是我们拥有自己的技术开发平台，这也是我们能集成创新、反超再领先的基础前提。

　　前沿创新难题

　　那么，如何进行前沿创新和技术领先对我国是一个重大挑战。进行前沿创新和技术领跑对我国来讲还是新事物，从政治、理念、体制、能力、发展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还缺乏准备。

　　首先是政治决心和国家意志，当我们出现技术突破、并有可能在若干领域能主导新的技术轨道时，我们能否在政治上建立前沿创新和技术领跑的决心和国家意志，这是我们在国家层面实现前沿创新的基本前提。

　　如果我们在对影响技术发展的政治决策方面不敢领先、甘于落后，技术上的领先很可能再次拱手让人，一些难得实现领先的公司甚至会被过早掐死，很多时候也就总会出现“还没做就认为自己不行”的决策情境。特别是在一些影响国家利益的重大技术标准选择、在帮助本国企业努力把初期领先的技术变成主导的产业技术轨道的时候，政治决心是最为关键的。

　　其次是我们的体制。按照科尔纳的分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不能创造出重大的、革命性的新产品，并且在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也很缓慢，并非只因为政策上出了差错，而同样是囿于其本身根深蒂固的体制特性。体制问题不解决，在政策上无论如何弥补也是无济于事的。

　　科尔纳对比了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在创新体制上的区别，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保持创新领先，分散化的首创精神、巨额的创新回报与激励、充分的竞争、鼓励尝试和允许失败、灵活的融资方式五方面的体制特性是关键，相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特性则抑制了创新，比如，中央集权、官僚指令与许可，创新的零回报或少量回报，对尝试的严格限制，竞争缺乏，投资分配僵化与融资难题。

　　我们应该承认，科尔纳所分析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已有多年改进，但很多问题至今还仍然存在。我们在调研国内已经处于全球前沿和领先地位的公司的发展需求时，这些公司其实并不十分需要资金支持或国家再给它们开出一系列特别的政策支持清单，它们最需要的是基于国家社会能力改进而带来的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环境。

　　所以，从体制角度讲，要实现前沿创新和技术领先，重要的是用体制改革来释放和重构那种激发创新的环境。在政策思维上，我们从上到下已经养成了跟随追赶的思维，形成了难以改变的技术跟随惯性，人们更习惯于瞄准国外目标去追，习惯于先等国外实现了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后我们再跟，习惯了用国外的标准来评价国内技术，而一旦我们自己成了最前沿却不敢相信也不知如何去评价。

　　另外，在工业化追赶阶段我们形成的政策体系和组织能力对前沿领跑来讲也难以起作用，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追赶时，政策设计容易些，但到了创新和领跑时，我们原来的政策优势反而成了劣势，而要按照创新的要求把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政策能力扭转过来又相当困难。

　　在发展环境上，包括科技体制、教育、文化等方面都与前沿创新型的战略严重冲突，如果要实现前沿领跑，我们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都必须进行大的改变，如果还是由政府部门来选定全国性的科研方向、如果我们不能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大的改观、如果大学仍然培养不出领军级的大师和创业型人才，要实现前沿创新必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