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与文化融合对财计官制传承和发展的影响(2)

　　2.兼有财政职能的左民尚书与南北二尚书

　　尚书省下设的左民尚书应是主要负责户籍的中央机构，领六曹，各曹置郎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北魏初战乱始定，整理国家户口编制事宜是最重要和迫切的一项基础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尚书省设置主要仿西晋，故“左民尚书”之主要职责应与西晋之时相近。但由于户口编制等问题与农业发展、租赋征收息息相关，因此，左民尚书又兼而承担了部分财政方面的职责和工作。魏初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中左民尚书就身兼二职。

　　南北二尚书由部落大人制发展而来，分别统管南北两地的胡汉分治，故当地的租赋征收管理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随着北魏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这样的官职使得南北二尚书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财政职能。再加上北魏前期赋税“双轨制”的特点，中央要通过财政和赋税实现统一管理有很大难度。

　　总之，在北魏前期财计官职的设置表现出鲜明的杂糅性和临时性，并存在国家财政职能由多个部门兼管但又缺乏统一管理和调配等问题，这直至中期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后才彻底重新对财计官职体系进行设置。

　　二、北魏经济、财政税赋制度的改革及其对官厅会计思想的影响

　　（一）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及其影响

　　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采纳中书令汉臣李冲的建议推行了与均田制相辅相成的三长制。通过设置领长、里长、党长等三级基层组织体制，来实现国家对人口登记、租调赋税等方面的直接控制。公元486年，在三长制统计出国家人口户籍和形成基层组织的基础上，②孝文帝采纳了相州剌史汉臣李安世的上疏，制定了均田令。均田令是在北魏初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演变而来，并以法律方式颁布。这是北魏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上的重大改革，它既传承了战国授田制以来的土地封建制度管理思想，又融合了鲜卑民族原始的氏族文化和组织制度，在实现制度创新的同时对隋唐后世影响深远。

　　均田制从制度上沉重打击了土地兼并，将生产力与土地资源相配比，这不但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将北魏由依赖原始的游牧经济转为主要依靠更为先进的农耕经济。均田制还涵盖了对官吏俸禄田的制度安排。而三长制的核心在于在将坞堡庇佑的“隐形户口”纳入国家统一户口编制的同时，通过依靠基层组织的层层控制和管理实现国家发展农业、财政赋税等重要职能。这两项制度的制定与推行，为国家财政赋税制度的彻底革新、中央地方财政及财计组织管辖关系的统一以及国库的充盈起到了根本性的基础作用。

　　（二）俸禄制度和租调制度的改革及影响

　　自北魏孝文帝在公元484年（太和八年）起实行官员俸禄制。该俸禄制规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石九斗，为百官俸禄；班禄后，官得赃一匹，即处死刑；行均田制后，规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官六顷。[3]在官员因违反制度被处死者不下四十有余的情况下，定额俸禄新制得才得推行。在均田制、三长制和官员俸禄制颁布实行后，以租和调为主要方式、以户为单位的租赋制度随即制定颁布，取代了北魏初期的“双轨制”赋税制度。此既为借鉴汉赋税制度而出，又结合了当时北魏的具体国情：均田制和三长制是统一赋税制度建设的基础，而定额俸禄制有需要统一规范的赋税制度来落实，并且赋税标准与生产能力相匹比，这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中央经济集权的加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租调制度的颁布和推行为规范的财政赋税制度和财计组织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由于军需等原因动辄临时征发的混乱现象。

　　（三）货币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北魏在迁都洛阳前，实行实物货币，至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4]尽管钱币印制粗劣，且主要只在洛阳流通，但仍然积极促进了洛阳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为财计计量记录中对不同种类财物及其价值标准的统一和转换提供了工具、拓展了计量的方式。

　　随着孝文帝的改革以及从平城迁都至洛阳，北魏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新都洛阳，城内设有大市、金市、牛马市以及散布城中的诸多小市，商业贸易甚为繁荣。[4]商业的繁荣为北魏征调各种工商税提供了良好基础，尽管当时对工商税“皆为财政所需为定”处于经常变动的状况，但仍然为财计组织工作提供了发展和拓展的空间和可能。

　　三、北魏财计组织对魏晋官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史实证明：在中国封建制时代的历史长河中，君主制中央集权集中表现为经济集权的历史，而经济集权的实现必须依靠健全合理的国家财计组织制度。北魏政权的发展亦不例外。自太武即位（公元424年）起，尚书省不再有名无实，已经开始拥有相当权力，实际包揽的政务大大增加。到公元499年，孝文帝制定了第二次官制改革的职员令，尚书省开始成为全国行政总理机构，同时官职划分之细史无前例，由此确立了北魏后期较为稳定的职官制度。[6]随着尚书省制度的不断改进和日趋重要，北魏财计组织得到全面重建和革新，在保障中央经济集权得以加强的同时体现了对魏晋官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一）中央财计组织对魏晋官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次职员令职官制度革新主要借鉴西晋、南朝之旧制，并结合北魏国情进行取舍、改进融合而成。这一改革建立在“均田制”、“三长制”和统一“租赋”制度皆已实行多年基础之上，此时国家财政赋税制度已成体系，故对财计组织进行了理所应当的全面重新设置。

　　尚书省下设有令、仆射及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书，主要是令和御史中臣行使财计监察职能，而仆射为执法且职权略与令相同。[6]度支尚书作为国家财政总管部门下设有度支、仓部、左民、右民、金部和库部六郎中，且各曹郎下设令史若干人，还根据具体需要可以设置掌固、主事员等。在北魏初期兼有财政职能的“左民尚书”之职改设为由度支尚书下设的左民曹，专司户籍管理，从而不再与其他财政职能错位。部落大人制在这次官制改革中几乎被全面清洗，原先握有重权的三都大官、南北二尚书等被撤销，原来由南北二尚书承担的部分财政赋税职能得以归中央财政统一调配和管理，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经济集权。殿中尚书的职权也被削减，主要保留了关系皇室财计的管理事务职能。[5]

　　经过对所有涉及财政事务的相关官制及诸曹进行整合管理后，中央财计新设的六部组织严密，分部主事明确，亦形成相互独立相互牵制之关系，对于加强中央经济集权和调配财政资源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耗资巨大，崔光任度支尚书“别立条格，岁省亿计”。[7]而这在财政职能多头混管时是难以想象的，财计组织革新的意义可见一斑。另外，此后“兴常平仓、定谷价”以及库部曹郎对一切军需品的筹集、保管和分配，都是基本上按照全国财政统一支付的原则来开展的。[7]这反映了中央财计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财政资源的管理和调配，军事财计与国家财计混同、重叠的现象得到改善。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战争的胜利，内库日益充盈，专库分管的制度全面推行，如孝文帝时御府、太官、太仆、内库、外府等多种库藏均实行专库管理制度，这又在库部财计方面推进和发展了官厅会计官职的设置和发展。

　　（二）基层财计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以均田制和三长制为基础、以租调为中心的赋税制度推行后，与国家编户管理相结合的基层财计体系为国家的租赋倍增、财政的充实提供了组织基础。第一，基层财计组织工作作为衔接均田制、三长制与租赋制度之间的制度和组织保证，既承担了租赋计征、核对、上交和报告的工作，又中央度支尚书的统一调配和管理下形成一定的中央地方财计管理关系。第二，由于三长制强调基层的分级管理，尽管各种赋税、徭役的尺度是国家统一规定，但具体执行都是通过逐层征管和上报落实的，这就使得基层的财计工作和财计方法得到了推行、发展和统一规范。这也使得基层财计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借鉴秦汉朝代的“上计”报告制度。第三，定额俸禄的实行和规范统一又使得国家财计组织在基层财计工作上内容进一步细化、方法更为丰富，并推进了其稽核和报告方面制度的完善。

　　总的说来，北魏时期的中央财计官职设置继承了魏文帝黄初四年开始设立度支尚书③的思想，并在分部主事、相互牵制及专库管理方面有所发展；地方财计组织在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基础上主要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但管理层级之细又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