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艺术特色分析(2)

　　逃难者一路从河南走到陕西，剧中很多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死在了逃难的路上，很多都在剧中得到了重点的表现，但是都没有像《金陵十三钗》中那两名受虐而死的女子给人更大的冲击。如蝼蚁般的命运，在逃难的路上无声无息死亡，同行人的漠然，这些都是乱世中生命低贱的真实表达，虽然会让观众感到难过、伤心，但没有像《金陵十三钗》那般让人无法直视，这就是冯小刚在电影表现上的分寸感，让广大观众比较能容易接受他的影片。

　　《一九四二》的留白依然可以看出冯小刚的特点，命运悲惨到了极致，便会有荒诞的现象产生：“给我两块饼干，我跟你睡”，“我也要喝猫汤”，“大年三十卖闺女”，“吃得太饱蹲不下来”，没办法自己医治自己的医者，抱着孩子要吸死人奶，没有被划入“灾区”而被救济排除在外、哭笑不得的灾民，都有明显的冯氏标签。影片生动展示了当人们的生命遭受到严峻挑战，被逼上绝路，人性会扭曲到何种不能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还能制造一些黑色幽默的正是冯小刚擅长的，影片中因此有了一些让人泪中带笑的笑点。

　　二、《一九四二》的影片结构

　　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在路上”的电影，河南的灾民因饥荒一路逃到了陕西。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为了全景式展示当时的中国面貌，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记者、宗教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同时面对这一旱灾引发的饥荒，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灾民的逃荒经历为观众展现“故事的问题是什么”，政府的消极应对为观众展现“为什么灾荒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美国记者白修德是“灾荒影响问题的发现者”，传教士是“灾荒问题的追问者”，军队是“灾荒问题的加剧者”，前两者是主线，后三者是剧情发展的辅线。电影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比较客观展现了蒋介石这个让人敬又让人怜、有心无力的形象。但是也不难看出，影片的主线和辅线联系不够紧密，有些模糊不清，传教士小安对上帝绝望的质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更像是做戏，并没有对剧中的人物起到心灵净化的作用，甚至让人觉得西安老太太在蒋介石面前的一句“阿弥陀佛”更具有说服力。记者白修德在剧中起到了灾区与政府之间的连接作用，但是传教士的作用就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消失。剧中日本军队对灾民的态度可以说是影片的点睛之笔，“他们是中国人，但首先是人”，这句话可以作为整部影片的“题眼”，因为影片的主题就是表现在饥饿的威胁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果能够再深入一些，就更加完美了。

　　多条线索同时进行，会展现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在表现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中用得比较多，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其水准的一个要求。片中两条线索的处理是非常精彩的，一条就是老地主的逃荒线索，另一条就是蒋介石的日常琐事线索。在片中，两个人所处的阶层差异非常大，但是在命运中却有着不断的交集。老地主在躲灾的过程中，身边的亲人不是被卖掉就是死掉，一步步成为逃荒中的一员，蒋介石也是从刚开始的民心所向慢慢变成了丧家之犬。这两条线索鲜明的对比暗示出人民与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蒋介石为抗日牺牲了广大的人民，而他最终也落得了被人民遗弃的下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曾如此描述过理想化的传媒品格：“一个有影响力的传媒，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却反其道而行，他在影片中的立意不是去追求这种理想化，而更多的是暴露在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表现的丑恶。冯小刚曾经说过：“《一九四二》就像是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我们饱受灾难，却不当个事、麻木，然后任其重演。”[4]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中国人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面对扑面而来的饥荒，国人的猥琐、自私都被呈现了出来。多条线索的推进，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冯小刚所要在电影中对人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