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影视叙事的文化意义(2)

　　（一）白嘉轩：隐性权欲者

　　传统社会的权力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维系和掌控纽带的，因而具有更强的封闭性和承袭性。在白鹿原上，“族长”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具有极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因此，白嘉轩在众多人物当中的权欲可谓首屈一指，然而，其权欲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即在实施和贯彻“乡约族规”的掩盖下得以实现。白嘉轩以其“族长”的身份、以乡约族规的名义实施了许多措施，其中不乏一些仁义之举，如兴办学堂，支持黑娃上学，大灾时施舍义粥；此外，也包括一些饱含封建宗法色彩的举措，如拒绝黑娃和田小娥入祠堂拜祖宗，惩罚黑娃和田小娥，惩罚白孝文和田小娥。“对权力的病态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倾向，并不一定公开地表现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敌意。”[2]表面上看，这些行为是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依照乡约族规承担起的族长责任，看似是一件件大快人心、顺应民意的事情，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也是白嘉轩权欲倾向的显露，是支配他人、满足自我权欲的结果。

　　（二）白孝文：权欲牺牲品

　　作为未来接替老族长白嘉轩的继承人，白孝文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严格遵循未来族长的标准，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是白鹿原上的“第二个”白嘉轩。一方面，其父的权欲在其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强化；另一方面，以族长标准接受培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权欲无限膨胀的过程。随着白嘉轩的逐渐老去，白孝文渐渐承担起了许多族长的职责，忠实地执行乡约族规，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人们自以为在做什么，而实际上却只是在为另一种东西服务的工具”[3]。白孝文在看似实现其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实际上却成为实现自身权欲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是彻头彻尾的权欲牺牲品。从这个层面上讲，白孝文既是自身权欲的牺牲品，也是“族长”这一权力符号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小说中已有两个孩子的白孝文，电影却安排了他膝下无子，“性无能”情节的处理充分揭示了白孝文在长期外力强迫性的理性塑造之下被抽空了其正常而丰富的人性诉求，在社会性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却丧失了作为人更为基础和本能的自然性。因此，影片对于白孝文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之下导致的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问题的处理，深化了白孝文这一人物的悲剧色彩，强化了权欲对于人性的异化和迫害。

　　（三）田小娥、黑娃：权欲反抗者

　　作为“族长”强大权欲的反抗者，田小娥始终是被排斥在由权力所设置的秩序之外。后来，不管是为了救黑娃委身于鹿子霖，还是为了报复白嘉轩诱惑白孝文，抑或是处于对白孝文的同情而以弱者柔弱的方式报复鹿子霖（向鹿子霖脸上撒尿），始终是作为“物”被排斥在男权社会的权力之外，甚至是在权欲的支配下成为男权社会中任人宰割的羔羊。当然，田小娥并非一味地顺从，而是在自己弱势的境况之下，以女性天然的身体作为武器，反抗和报复强大的权力体系及其最高权力代表（族长）。而另一个权欲反抗者——黑娃，从小就受到权欲的支配而选择主动逃离和自我放逐。显然，其被权欲支配的身份（长工的儿子）以及受权力的威慑（白嘉轩挺直的腰杆）在其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和反抗的种子。后来，黑娃以土匪的身份亲手打折了权力的象征——白嘉轩的腰杆，试图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对权欲的反抗，当然，其对权欲的反抗本身却体现了其自身权欲的膨胀。

　　三、以“情欲”为主题的文化意义

　　影片以“情欲”作为关涉的结点，把田小娥与几个男人的关系作为了叙事的重点，[4]主要涉及人物有黑娃、鹿子霖、白孝文。

　　（一）黑娃：由情欲促成的爱情

　　白鹿原是一块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盛行的地方，因此，人们对于婚姻的定义，当然取自封建传统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个人而言，则是尽力克制和掩饰个体的冲动，极少有机会在“情”的基础上建立起婚姻家庭关系。然而，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却是始于爱慕，源于情欲，终于爱情。因为，只有像黑娃这种从小较少受到封建传统文化浸染的人，才有可能实现由情欲最终走向爱情的道路。黑娃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即使是在东家白嘉轩的极力支持和劝导之下，他仍然坚定地拒绝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对于黑娃与田小娥得以结合的这一重要且根本性的原因，影片不仅没有像原著那样进行较为细致的交代，反而做了全然忽视的处理，这不得不说是影视改编的一大缺憾。“当人们爱的时候，他想获得什么东西，他也想付出什么东西，这双重目的使爱情变得比吃饭睡觉复杂。它既是自私的而同时又是利他的。”[5]表面上看，影片并没有触及所谓的“爱情”以及其中复杂的人性，而仅仅实现了情欲上的满足和召唤，但显然，影片对于黑娃和田小娥之间的情感处理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些许温暖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