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中“三农”瓶颈消除的制度创新(3)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彻底消除对农民身份认同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有显性的制度障碍，也有隐性的观念文化障碍，另外还有说不明道不清的灰色障碍。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对所有的这些障碍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扫除，使市民与农民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如果非要进行区分的话，也只能这样说，现代农民多一点非实质性的区别，就是他们多一门种地的技术而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是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必然产物，同时农民非农转移也极大推进了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使城镇市民得到了更多的改革所带来的福利。但是，对于改革的最大贡献者——农民却少了几分公正和公平，即使他们进城后实现了职业的变更，与市民干同样的工作，却没有实现身份的变更，农民工的称呼成了他们在新时代的代名词。暂且不去评价这一名称是否具有歧视性，但却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情结所拖着的长长的阴影。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陆续建立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保障制度、养老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10多项制度，就像10多道关卡阻隔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把城乡社会生生拆开，这种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群，具有特定指向农村人的单向性阻隔和限制，因此它们会导致对农村人的歧视就不足为怪了。在文化心理上，农村人被视为不懂礼节的“乡巴佬”、“农二傻”，甚至进入21世纪后，进城务工农民还一度被视为“盲流”。当今还出现了抬高用人招聘门槛上的所谓时髦，动辄就要硕士、博士，更有甚者还要看本科第一学历是否为重点高校，这样的灰色障碍无疑最先排斥是占中国多数的而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同时也排斥输在起跑线上，经后奋斗而居上的众多国民。这样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制度障碍群不彻底清除，农民的非农化制度怎么能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又怎么能顺畅？中国的城市化怎么推进？依附在其身上的隐性障碍与灰色障碍又怎么消散？只有对这些制度障碍彻底地粉碎，才会有崭新地重建。

　　制度创新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外显的明确性、规范性和导向性，这也是制度的魅力所在。制度的存在就是为目的服务的，制度创新首要明确的是我们将要干什么，已经做过什么和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国民福祉追求的根本点上。中国总体食物营养水平已经接近世界中等水平（见表1），但要保持这种水平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大农业不仅只有种植业，它是包括农林牧副渔所有分类的，肩负着任重道远、不可推卸的责任。制度要引导问题的解决，引导三农走向强大。首先，要解决城乡一体化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制度与制度之间扯皮打架，形成制度的合力。其次，要解决大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制度。其三，要解决对第二次解放了农民的多途径、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制度。正如马克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样才能促进向城市劳动生产力的转化。其四，要解决有助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农业生产经营航母的制度。中国是人口大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中国农业在国际上缺少发言权，那么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是被别人掌控的，只有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全球化竞争力、具有全球营销网络，才能是真正高枕无忧的。

　　（注：基金项目：2011年湖南省普通高校科研立项课题“‘四化两型’建设中‘科、文、经、社’一体化兴农发展方式研究”（11C069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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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胡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