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中“三农”瓶颈消除的制度创新(2)

　　要把地种好，而谁来种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惑。农业比较效益低，表现为风险高、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等特征，因此中国人历来以“跳出农门”为自豪，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而具有高文化素养和科技素质的农家子女则不愿回农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土地“撂荒”现象。新生代农民与其祖辈父辈不同，他们属于“无土地使用权”的一代，伴着现代化进程成长，耳濡目染了更多的城市文化，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他们到城里打工，就是要把所得的收入在城里买房，成为城里人，这样就会导致农民的收入返流城市。而他们父辈与他们不同的是具有土地情结，愿望把进城务工的收入拿回农村来建设自己的小家。农业经济因此变得很纠结，成为“爱与怕的经济”——“黏着在土地上，心中却盼着逃离”。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务工，农村留守者大多是三类人：小孩、老人和中年妇女。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表现为老年化和妇女化。有专家几年前组织过抽样调查，“在农村中妇女和60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53%，他们不仅文化水平低，还科技素质比较低”。如今务农劳动力老年化、妇女化的比例可能会要更高。针对这样的状态，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供给：第一，农业生产标准化的推广服务制度。要把那些复杂的、专业性强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变成简单可操作的生产流程，制定明确简单、一看就会的标准，只要照着做就行了。同时要由政府牵头、财政支持建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免费或少量收费进行现场培训和指导，或远程网络培训，或制成直观性强的教学光盘让农民自我培训。这种制度是针对务农劳动供给的现状而采取的措施。第二，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这是建立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充分利用上的制度，让先富的那么一批能人发挥出示范和带领的作用。他们有头脑、有经营成功经验、有资金实力，在当地有威望。由于农业的种植、养殖、经济作物地域性强，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偏好，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国家要统起来有困难，必须要发挥各地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在能人示范合作经济制度中配套使用资金贷款、税收财政等经济杠杆，鼓励他们成为种粮大户、养殖大户、水果大户、营销大户，带领当地农民富起来，实现“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地方农业经济的特色。第三，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在土地流转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难免会抑制非农性质的外部资金、智力、人才的进入农业领域。解决土地流转的合法化是最急切的，在保证18亿亩的耕地面积硬性规定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公司对土地进行多元化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借助机械化。中国的国土面积中大平原少，山区丘陵多，大型农业机械利用率低，主要使用中小型农业机械。如果由单户农民家庭用小型农业机械也会利用很低，使用成本非常高。但是如果由专业农业生产经营公司经营就截然不同了。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曙光讲了一个北京通县前伏村的土地规模流转案例，在土地规模流转后农民收入发生重大变化，山依旧是那个山，水依旧是那个水，地依旧是自己种，但“租金加劳动收入，老百姓的收入翻了一番”。2000亩地一次流转，沟壑填平后多了130亩，成了集体财产，也有钱解决集体欠帐的问题。如果能类似这样，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保证农民的收入能不断增收，一旦超过进城务工的收入，加上家乡的眷念，能不吸引他们回家乡建设新农村吗？

　　如何弥补种地人的收入差，不让种地的人收入减少，这也成了制度创新的另一种忧思，要以大力度解决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认识到的农业与其它产业的平均利润问题，农业发展才会真正地稳步发展。“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是由农业在产业链的生态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这是一个不用辩论就能让人能明白的道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错综复杂的，这又束缚了我们快速前行的手脚。数量众多的农民种少量的地，农业发展单一化是造成农业利润下降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这种过密化也不是常态的，收入也只可能是季节性的。“三个月农忙，九个月休闲”是农村劳动和生活时间分配上的真实写照。农民也想过做过努力想把休闲时间变为劳动时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乡镇企业就是一种把休闲时间转化为生产的奋斗过程。在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时期，的的确确有过红火和风光。但由于乡镇企业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的缺乏，不得不在低端商品生产之间彷徨和“跳舞”。因为低端商品技术含量低，极容易仿造，不得不“两三年换一块厂牌，一两年转一个产品，人们叫它‘开关厂’”。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让许多依赖国际市场，利用人口红利“廉价劳动”支撑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失去销路，乡镇企业变成了“关闭厂”。城乡一体化的瓶颈症结就在“三农”两大现实困境。困境之一的农业比较效益低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农业的经营思路太局限，农业种植粮食、棉花效益低，是因为这些作物在一年内，多数只有一季收获，少部分有二季收获，鲜有三季收获，加之种植业生产上游产品价格高，增加了生产成本，比如种子、化肥、农药等，另外还有自然风险高。多重不利叠加，要让单一农业发展模式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低，只可能是天方夜谭。有专家提出了“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这一观点揭示了科技、文化、历史、营销等都有可能成为农业多元化的创新点，成为增加比较效益的突破点，这样就增强了对农业之外社会资源的吸引力。台湾的“精致农业”就是最好的实证，台湾小小农业与全球大营销体系结合，创造台湾农业成功的奇迹。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应该说为农民“九个月休闲”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但是事实上，农民进城务工只是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重”活，就业状态并不是很乐观。根本原因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范围和层次。从这一角度会让人看到，进行多种途径和各种方式的职业教育培训，将会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增长点。不加大对从农业进步中释放的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力度，农民非农化、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就容易搁浅。

　　三、要在消除城乡一体化的障碍中焕发制度魅力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质就是解放农民的过程，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产生解放力和发展力。100多年前，社会主义的诞生也是理论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才有了近现代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但也正是由于理论创新的教条式的停滞与失去制度创新的活力，在与资本主义大比拼中，加之自身弊端的累积才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国毁于了顷刻，社会主义庞大阵营才遭致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大解体。教训极为深刻。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带领，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和一系列制度创新，才使新中国避免了那样一场社会主义的大地震，避免了被迫回到解放前。这样看来，好的理论如果没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缺少制度创新的支撑，就会失去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就是制度所展示的活力和魅力。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对农民“第二次解放”的深度改革阶段。第一次解放，让封建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避免在中国历史上数次农民革命胜利后重蹈“回归封建王朝”覆辙的循环悲剧。第二次解放农民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单纯以种地为生的旧式农民的终结，新式农民将以全职或兼业的方式全方位地融入城乡一体化的市民社会，不再产生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文化对立。说白了，城乡一体化就是工人和农民都以公民的身份一起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建设，不再存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成为美好的中国梦的创造者、实现者、享受者。不容置疑，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和制度创新的持续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