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自由市场体制的乌托邦《大转型》读后感(2)

　　二、波兰尼的思想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贫富差距

　　笔者觉得波兰尼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经济发展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而社会分工的先决条件是市场规模足够的大。这个足够大规模的市场的组织原则就是自由交换、平等竞争。但是同时，竞争的结果总是伴随着“马太效应”和财富的积累，并逐渐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这在中国表现得非常明显，按照世界银行和国内一些学者的估算，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0.4上升到近期的0.6左右。

　　有的观点认为对于贫富差距问题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自由市场体制虽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但是提高经济生产率、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总量；一国经济完全可以、也应该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解决贫富差距上面去；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过于强调“均等”，则会妨害经济总量的增长；“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种落后的小农思想，等等。

　　但是，从波兰尼的角度来看，上面这一类说法其实是短视的。在经济起飞阶段完成之后，如果政府继续无条件迷恋于自由市场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功效，那么它就有可能从一个自由市场体制的制衡者和监督者变成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的角色。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风险。

　　贫富差距的扩大是自由市场体制带来的恶果当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并且也是很多其他社会潜在问题的根源。但是卡尔·波兰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指出了社会组织会自发的对市场体制的一些负面作用作出反应，以避免放任自由的市场体制给整个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我国2007年颁布的新《劳动法》就是一例。

　　（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市场体制只是人类社会组织其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人本身也作为劳动力变成商品之后，市场体制就慢慢地喧宾夺主并成为主导人类社会其他重要的活动的主角了。其结果之一，就是经济因素主导了人类生活的太多方面，亲情、友情、爱情都受到了冲击。拾金不昧、路不拾遗本应是基本的道德准则，现在却变得比较罕见并因此备受推崇，而“买房啃老”、“嫁富二代”等等则已经变成了社会默认的行为模式。

　　如果某人为了工作加班而常年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人们通常会认为她/他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走到极端、并且在整个社会中变得非常普遍，那么就会对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家庭组织造成严重的伤害。很难想象一个缺乏亲情的人会对整个社会充满热情，最终的结果也将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化和功利化，将是一个人对所有人、以及所有人对某个人的冷漠。

　　笔者不由得想起数年前曾经读到的一片罗素的散文《闲散赋》（InPraiseofIdleness）。当时对这篇文章不是很理解，只是觉得也许只有像罗素这样学识丰富、衣食无忧的人才能有此闲情。现在读到波兰尼的《大转型》，笔者才略有明白：原来纯粹的自由市场体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所造成的损害，是很多大学者都注意到的。《闲散赋》里面有一个例子，颇值得回味：

　　假如在某一特定时刻，一定数目的人被雇来制造大头针。世界需要多少，他们就造多少，每天（比如说）工作8小时。有人做了一项发明让同样多的人可以生产两倍的大头针，大头针已经很便宜了，即便再压低价格也卖不出更多的大头针。在一个明智的世界里，会让生产大头针有关的人都只工作4小时，而不是8小时，其余一切仍旧可以照常进行。但在现实世界里，这却被视为道德败坏。人们仍得工作8小时，大头针生产得太多了，一些雇主破产了，生产大头针的人有一半失了业。结果呢，就休闲时间总体而言，和另一种做法是一样多的，只是现在有一半人完全闲着，另一半却劳累过度。这样一来，无可避免的闲暇只能造成广泛的苦难，而没能成为普遍的幸福之源。还能想像出比这更愚蠢的事吗？

　　上面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还揭示了另外一个趋势，即自由市场体制本身的运作也具有自我毁灭的特征。下面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广泛的命题中的一个方面。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和财政赤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崇积极的内需管理，以促进经济增长、平滑经济波动，其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体系从崩溃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单纯从现代的庸俗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内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见解是革命性的，其政策效果也是显著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日本经济的长期通货紧缩问题、欧美经济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问题，这些都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作用。

　　以财政赤字来说，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波兰尼对市场体制和整个社会组织之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去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凯恩斯主义在现实经济政策的世界里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一点上，美国（包括一些欧元区国家）现在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颇有点类似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面临的宏观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银行贷款和土地可以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对于美国来说，政治家们需要选票；对于中国来说，官员们需要业绩。于是就出现了天量的财政赤字，也出现了高悬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和对商业银行体系坏账的担忧。

　　显然，自由市场体制的高级版本，即积极的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侵蚀了政府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