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题材的选择(3)

　　三、借谈古人论古事读古书以逃避现实

　　如果说上海沦陷区文学中日常生活书写与女性题材这两类都是具体的、现实可感的，那么当时还有一类文学创作题材是隐逸的、逃避的，“偏于古而忽于今”，在故纸、故事、故人中寻找创作的题材与灵感。

　　自孤岛时期始，上海文坛史学类的研究文章和历史随笔数量明显增加，而史学著作的数量则逐步锐减。随着战争情势的恶化以及上海的全面沦陷，此种倾向则愈发明显。根据对沦陷时期影响力较大的九种刊物的统计，登载的史学论文、历史随笔数量达343篇，其中《古今》占131篇，是发表此类文章数目最多的刊物；其余文艺类期刊中，《杂志》24篇，《风雨谈》22篇，《大众》6篇。究其客观缘由，首先在于战争背景下史料缺乏、生活困顿，难以实现长篇巨著的写作；其次是日伪政府出于文化奴化政策，压制学者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最后与沦陷后上海杂志界的相对繁荣有密切联系。在出版机构内迁、停业、解散的景况下，期刊承担起了传播知识与信息的责任，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使得篇幅短小的学术文章与随笔成为主要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文学编辑与作者具有倾向性的选择是历史类题材得以“发扬光大”的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历史随笔与史学文章可以使用相对少的史料隐蔽、委婉地影射现实，既有效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又相对安全。1939年8月创刊的《人世间》发刊词《目前孤岛的刊物内容商谈》即可视作对上述想法的公开讨论与正面倡导，参与“商谈”的作家是坚守在上海的柯灵、周黎庵、文载道、陶亢德及朱雯。对谈中，陶亢德认为“处在上海环境中”应“使用历史故事”配置刊物内容，“如胡适之的谈美国独立与周黎庵之读史偶感”。文载道与柯灵提出无论环境如何困难“当尽职于抗战”时，陶坚持“复国”、“复兴民族”的故事更合适，周黎庵也附和“出版事业不能停顿，抗战文章不能写后，势必写别的文章，即以我们要提倡间接方法写抗战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作家、文学编辑的真实心态与想法，以及由孤岛时期至沦陷时期一路延续下去的诸多刊物在选登文章时的宗旨和倾向。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日军对上海占领程度逐步升级，用“曲折的文章写抗战”都成为奢望，历史题材的作品从“借古喻今”逐步走向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古今》即是此类题材文章的大型“舞台”，周黎庵、陶亢德、文载道三人均曾担任“幕后导演”，他们的编辑理念，使《古今》虽“身处乱世”，却“得逢其时”，以不言政治，专谈掌故、随笔、文史等清议话题而“置身事外”地存活并繁荣。下文将以《古今》为例分析文学编辑对于此类题材作品的助益。

　　相较于以《万象》为代表的通俗杂志致力于将沦陷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全方位呈现，《古今》则显得高贵许多——“取材端以文献掌故为主”，“以朴实无华之小品文为尚”。前者完全是人世的，后者却近于出世。《古今》延续了《论语》《宇宙风》一贯的“言志”散文的路线，关注古今“风物人情”，突显出“冲淡隽永”的精神气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物清谈类，回溯历代人物的传闻轶事。其次是收集文献加以解说或考述的史料钩沉，选取的史料既有正史记载，也有笔记文集，治学严谨。最后是对文学作品的历史解读，为文学研究提供别样的角度。研究最集中的是清末曾朴所作《孽海花》以及张鸿的《续孽海花》，《古今》文人在1943-1944年间陆续发表关于上述两部作品的考据文章十余篇。文章对两部小说中人物原型的真名、籍贯、出身、职业以及事迹等加以详细考证，并非为“香艳猎奇”，而是因为小说中“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鉴于主编周黎庵是明清掌故的爱好者，对于这些题材抱有浓厚的兴趣，往往不惜版面，作者则不吝笔墨，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分多期连载司空见惯。

　　在通俗文艺甚嚣尘上的沦陷上海文坛，《古今》的高雅姿态一度受到了读者的质疑，批评其水准太高，不够通俗。事实上，朱朴在创刊之初就表示，对于《古今》抱“宁缺毋滥”主义，重视“质”的成份，而轻视以“量”炫人。“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都将“兼收并蓄”，这便奠定了精英化的基调。主编周黎庵进一步重申了《古今》严肃高雅的品格特征，在《古今》第六期的《编辑后记》中简洁地回应“通俗未必是好文章”，因而不会改革“固有方针”。虽然编者多次在《编辑后记》里提及杂志的内容“专于古而忽于今”、“稍过古董化”，要“力矫此病”，但据刊载文章来看并未见起色，依然以谈古事论古人读古书为主。到《古今》两周年特刊的时候，更是直接宣布“改称‘文史半月刊’，此后当致力于文史一途，希望海内作者赐稿，勿轶出此范围为苛”，将稿件的题材直接限定为文史类。

　　《古今》编辑群体贯彻执行的隐遁基调和怀旧的学术编辑取向聚合了一大批的文人、学者。陶亢德利用孤岛时期办刊时与北方作家建立的关系，邀请他们为《古今》撰稿，其中包括周作人、徐一士、谢兴尧、瞿兑之、沈启无等一批知名学者。上海沦陷后，南北两地文学很少直接交流，本地读者无从接触北方的作家、作品。在这种形势下，《古今》定期刊载的北方名家作品，直接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兴趣，既促进了南北文坛的交流，也提升了刊物的文化品位。周黎庵与一些旧文人频繁接触，他们是历次政治动荡中的幸存者，如冒鹤亭、龚心耕和林灏深等，为《古今》获得了大批高质量的文史类稿件，同时慰藉了旧文人紧绷的神经，使他们在故纸堆里找到一种价值感。《古今》的格调与特色亦满足了汪伪政要高层作为文人的良知需求，将其当作了自己的文学园地，不抒发政见而仅是忆旧溯往，譬如汪精卫的“故人故事”，周佛海的“奋斗历程”，以辉煌的传记文字来遣愁寄情。在尴尬的现实处境中，汪伪文人只能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来努力地淡化当下，建立投降政府而引发的焦虑必须借由诉说、辩护与忏悔来求得解脱。而周黎庵、文载道、陶亢德、柳雨生，这些曾经以抗日杂文名动上海文坛、后期附逆于汪伪集团的作家，无论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屈从还是审时度势的选择，同样具有强烈的写作冲动。对于文献掌故的热衷使他们选择将历史与现实参差比对的题材，引魏晋、晚明、晚清的文学人物为知己，传达“遗民”的情绪与无奈，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联系比较，怀旧并自我辩护，试图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全身而退。

　　综上所述，周黎庵、陶亢德偏重文史类题材的编辑倾向帮助《古今》文人群体与政治保持了合理的距离，为他们表达自己提供了另外的道路和方向，使一群焦虑、内疚、羞耻又自怜的文人学者聚集在刊物的周围，情感上互相支持，并以创作题材上逼不得已的高雅与严肃获得了文化上的成功。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