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辑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题材的选择(2)

　　陈蝶衣总结短篇小说的创作，提出三点应当注意：一是题材忠于现实，二是人物个性描写深刻，三则是不背离时代意义。在提纲挈领地给出意见后，他多次结合《万象》刊载的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引导，例如在第1卷第8期“编辑室”文中强调“本刊虽然是在艰苦支撑之中，但内容取材，还是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例如陶冶先生的《平售米》，便是当前的一幅米蛀虫如何趁火打劫剥削平民的最好写照。”在第1卷第9期继续推荐了陈灵犀的《轧米记》，“虽是以嬉笑之笔出之，但文字的内在正隐藏着无限的沉痛的辛酸之泪”，认为可以与《平售米》相媲美。虽然《万象》同时刊载了社会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传统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被一些评论家诟病为“鸳鸯蝴蝶派刊物”，但实际上陈蝶衣自始至终坚持既定的编辑方针——言之有物、忠于现实、不背离时代，召唤作者与读者直面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希望以立足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其间甚至透露出鲜明的反抗意识。虽然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但是可以采取迂曲的策略，由作者书写亲历的、目睹的、耳闻的世俗生活，展现出日常的痛苦、残酷的人生、社会的不公，由读者去思索、追问痛苦的根源，批判军国主义战争与日本殖民统治。这便是“言必有中”。《万象》按照陈蝶衣总体的编辑构思来选择和刊载文学作品，以政治清白作为界限接受了不同倾向的沦陷区作家，同时因其丰富性、时代性与趣味性吸引了最广阔范围内的读者，在出版文化界“最沉寂的时期”担当了“精神食粮”和坚持“文化事业”的责任。

　　二、通过女性主题的写作延伸文学的日常性

　　在对于上海沦陷区“日常生活”的文学叙述中，与“女性问题”相关的题材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由女性作家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写进文本”。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杨绛、关露、杨琇珍、周炼霞等女性作家的作品频频见诸报刊，或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战争背景下普通女性的婚恋故事、职场经历，或是以现代散文的形式谈论女人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区别于五四时期要求破除旧习的精神启蒙，此时的女性作家简单地将性别角色、妇女解放、都市家庭机制等主题落实在普通上海女性所体验到的日常生活中，这是由她们的性别特征、生活经历及创作心态所决定的。上海沦陷后虽然日伪政府对文人的迫害时有发生，但血与火交织的景象并没有在这个城市里上演，女性作家对战争生活缺乏具体、深刻的体验。张爱玲曾明确表示她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所知去写陌生的题材：“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们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作为女性，她们更擅长的是排除意识形态和政治时局的影响，倚仗个人的感性经验，写出真实可感的生活的局部与细节。在民族、个人生死存亡的关头，男性文人在政治评论、民族救亡的文字里建设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言论自由受到粗暴干涉与压制的当下，他们选择出走、对抗的沉默或者隐晦地书写战争。而女性作家则更忠实于自己的体验与兴趣，对文学创作抱持着“本真”的态度。“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这段话为上海沦陷时期女作家的创作做了绝佳的注脚，面对战争这个空前的灾难，她们更“强烈地倾向于表达自己所感到的”。苏青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散文集《饮食男女》后记中写道：“《饮食男女》又出版了，有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还要写什么文章呢？——意见恰巧与我相反”；“我的意思是：因为活在乱世，朝不保夕的，所以得留下些纪念来”。精湛的创作与伟大的功绩不是她的终极目标，身处乱世，只求片刻的安慰与排遣。苏青“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语出惊人地谈女人、谈男人、谈性；论红颜薄命，也说男女平等；写职业妇女的快乐与困顿，也理解家庭妇女的艰辛与苦难。她在《结婚十年》里全力“出演”，将自己的婚姻生活史全盘托出，也不过是婚丧嫁娶、生儿育女、锅碗瓢盆，与大时代没有紧密的关联。但是她琐碎的生活事件记述却传达了女性个体真实、细微的主观感受，展现了封建礼教长期束缚下女性遭遇的不公平境遇以及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探索。写作的时候仿佛并不讲究语言和技巧，怎么想就怎么写，快人快语，中无遮拦，正是这些最明白易懂的大白话，超越了精雕细刻的修饰。张爱玲虽然与苏青不同，冷静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别人的“传奇”，也有一些散文和小说无限接近其隐秘的个人经历，像《烬余录》、《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私语》、《封锁》等。她惯常写的那些普通人的传奇故事，虽然没有自己的影子，却也是来源于她个人经历可以触及到或感受到的素材。香港陷落的炮火终究还是留存在她的记忆里，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已经内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所以她才让《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范柳原因为动荡世界里的诸多不可靠“真的恋爱起来”，“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无论是立足当下社会现实讲述琐碎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是从“不彻底的人物”的悲欢成败里寻找“传奇”，女性作家作品的题材都体现了俗世生活的根本，将战火纷扰的城市里的日常生活保存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从崭露头角到风靡沪上，沦陷时期上海的女性作家在文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文学编辑的推动力量，换句话说，登载并力荐女性题材作品是文学编辑依据政治氛围、期刊思路、读者需求而采取的策略。自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民众处于民族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等宏大主题成为书写的对象，女性题材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直至上海完全沦陷，抗战的呼号被强力镇压，多数男性作家的沉默使文坛成为一片“冻土”时，女性作家作为一股充满活力的新生文学力量被文学编辑推向历史舞台。最初被关注并倾力提携的是“东吴系”的女作家，如施济美、杨琇珍、汤雪华等，《万象》和《紫罗兰》大量刊载了她们的作品，一方面展现了沦陷区女性职业化和家庭意识现代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生动地表达了她们在追求爱情时浪漫、天真的小姐意识。每逢她们的文章见刊，编者必然不吝溢美之辞，大力推荐。周瘦鹃曾经这样评价：“近来女作家人才辈出，正不输于男作家，她们的一支妙笔，真会生出一朵朵的花儿来。自大可不必再去描龙绣凤了。”“东吴系”女作家的作品因其善感的文字、淡淡的哀愁以及对微琐小事的描绘被贴上了“闺秀小说”、“小姐文学”的标签，虽然“时常要暴露出她们幼稚和柔嫩的弱点”，但细致地描写了知识女性的人生经历，给沦陷区文学带来新鲜的空气。更重要的是，经由女性表达的内容更为柔和与感性，在出版文化被高压管制的时期更容易模糊政治界限，为日伪政权所接受，使沉寂的文坛开始逐步复苏。对于《万象》和《紫罗兰》两本刊物而言，陈蝶衣与周瘦鹃的选择是一项重要的市场策略，以年轻女作家细腻、感性的作品慰藉生活窘迫的上海市民，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进入文学的国度而不必深究是通俗的还是严肃的。虽然当时有人指责《万象》、《紫罗兰》一味迎合大众对娱乐的口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伪政府“粉饰太平”的工具，然而稳定并逐渐扩大的读者群才是商业型文艺期刊在殖民统治下生存的根基，刊物“自负盈亏”的属性为编者和作者提供了文化思想独立的可能，出版活动更成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抵抗。

　　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当红明星张爱玲、苏青，同样是在众多文学编辑的推崇与扶助下迅速成长的。苏青自孤岛时期起开始写作生涯，在《宇宙风》、《宇宙风乙刊》发表文章若干，但功成名就却是因《风雨谈》主编柳雨生向其约稿，连载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一字一泪，说出女人的痛苦”。苏青的伯乐、资深编辑陶亢德也夸赞《结婚十年》是“至性至情之作，非时下一般搔首弄姿者可比”。周瘦鹃、柯灵在初读张爱玲文稿时都相当赏识并急切地想将其作品介绍给读者，《紫罗兰》和《万象》分期连载了张爱玲早期的五篇小说并隆重推荐，成为她最初的文学舞台。自1943年7月至1945年6月，《杂志》几乎每期均刊载张的作品，一期数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众多女性作家中，苏青与张爱玲被传媒拣选出来，塑造成为都市上海最重要的两位文化人物。在1944年到1945年间，《新中国报》举办了“女作家聚谈”、“《传奇》集评茶会”、“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崔承喜与上海女作家聚谈”等活动使她们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杂志》则及时刊发活动记录，以访谈、评论、照片、漫画等形式展现女作家们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喜好憎恶，从而帮助读者勾勒出她们的个人生活图景。“明星化”的女性作家不可避免地成为都市大众娱乐、消费的对象，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一系列有关女性问题的广泛关注，文学编辑继续推波助澜，复归了“五四”以来对妇女社会地位、性别角色等问题的讨论。《万象》编辑部特意面向社会为“职业妇女生活”特辑征文，希望忠实地反映上海女性职业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杂志》登载的苏青、张爱玲关于妇女、家庭、婚姻问题的对谈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她们作为知识女性对“女性”的看法，幽默却严肃地触及都市女性的种种困境。《杂志》连续三期制作了“妇女、家庭、婚姻”特辑，收录其他作者的意见、评论及读者的反馈。编者反复强调“这样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身历其境的人来交换意见或是共同研讨”，比“空洞的大文章”更有意义。苏青独立创办并主编的《天地》更是女性作家大刀阔斧书写意见、抒发情感的“战场”。“谈男人、谈女人”、“生育问题”等特辑的文章均表明了要求社会尊重、理解妇女的立场，呼吁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境况，倡导平等的两性关系，体现出上海沦陷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深化。

　　上海沦陷时期，女性作家与文学编辑共同振兴了荒芜的文坛，将抗战以来被边缘化的女性主题复归正轨，利用女性题材的自由度真实地书写生活，构筑了一个可知可感的现实世界，在恢复文学的日常性上做出了卓绝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