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词品与人品不对等关系的成因

　　摘要：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的关系这一论题的余绪。这一关系主要表现为对等和不对等这两个分支，不对等较为特殊，笔者着重从词的特征以及词人的词学修养等方面探讨不对等关系的成因。

　　关键词：词词品人品

　　叶嘉莹先生在《从西方文论看花间词的美感特质》一文中论述词时曾提及宋人为小词所作的辩解，宋人有的时候“还把词的好坏与作者本人品格的优劣也联系起来，认为品格高雅的人，他所写的美女和爱情的品格也是高雅的；品格低劣的人，他所写的美女和爱情的品格也一定是低俗的。”

　　明朝的陈霆在其《渚山堂词话》中也有几则论及词品与人品的关系的。如卷一第十七则：

　　吴履斋潜，字毅夫，宋状元及第。初其父柔胜仕行朝，晚寓予里，履斋实生焉。曩予作仙潭志，求其制作，不可见。近偶获其满江红一词，为拈出于此。全篇云：“柳带榆钱，又还过清明寒食。天一笑，满园罗绮，满城箫笛。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清如滴。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抖擞一身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且芳樽随分趁芳时，休虚掷。”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

　　又如卷三第六则：

　　……改之与康伯可俱渡江后诗人，康以词受知秦桧，致位通显。而改之竟流落布衣以死。人之幸不幸又何也。然改之词意虽媚，其“收拾用儒”、“收敛若无”与“芝香枣熟”等句，犹有劝侂胄谦冲（钞本误作仲）下贤，及功成身退之意。若康之寿桧云：“愿岁岁，见柳梢青浅，梅英红小。”则迎导其怙宠固位，志则陋矣。

　　从总的倾向上来看，词品确与人品有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由人品决定。上述两则词话也印证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在词学史上，人品与词品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人品好而词品差，或者词品好而人品差的现象也存在着，只是能认识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者并不多。清人杨希闵在论及冯延巳词时云：

　　冯仆射何减《浣花》《琼瑶》、周稚圭《十六家词》遗之不选，岂以其人品不端耶。吾则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仍选为一家。[1]

　　“就词论词，不以人废言”，这在习惯于由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批评史上可谓弥足珍贵。而人品好词品差的现象因其比较少见，在词学批评史上则更是屈指可数。陈廷焯在谈及刘过词时曾说：“词中如刘改之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2]刘过的词并非都是下品，此论虽有偏颇，但是能看到刘过人品虽好而词品不好这一现象确实难能可贵。

　　“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2]词品与人品的对等是词学中的一般现象，但是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却比较特殊，笔者试图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番探讨，以期能更好地理解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

　　言情题材的词作创作，是形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词本是歌筵酒席间供佳人歌唱而助其“妖娆之态”的助兴之物，五代欧阳炯为《花间集》所写的序文便是这样的看法。既然要歌唱助兴，题材上当然不能选择表现个人情感的诸如国仇家恨、思乡怀人等的作品，配合当时的环境，言情题材的作品大行其道。

　　词开始流行的五代时期，言情题材便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词在形成之初，便因其带有一种表演的性质，而不能成为作家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手段。

　　无论是专作歌筵之词的填词人，抑或是，有一定才学的文人偶尔填词，都离不开对男女情感的展现，当然，这是词形成初期的特征，但是可能正因这样的“出身”，作家写词也仅仅当作闲暇或愁闷时的文字游戏，或许当不得真。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公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3]

　　这里我们不说和凝的词如何，单看和凝对词的态度便能推知，词在当时的文人心中，尚属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末技，更不用说，用词来看词作家的人品。再看论者对这件事的态度，本身便是位词人的孙光宪在这里将词称为“恶事”，不可沾染，否则便会玷污个人品德，且劝告“士君子”“戒之”，这更可看出，即使是自身写词的词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所谓“诗言志，歌咏言”[4]，词既是“恶事”，更不能拿来与诗一道作为抒发个人情志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