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人二题(2)

　　小于

　　小于并不小，论个头，一米七五；论年岁，与我同龄。可他从参加工作直到去世，大家都叫他小于。

　　奇怪吗？不怪。他十四岁进省直一文化单位，当过警卫员、勤务员，扫地，打水，跑街，送信，买车票，他一人全包。人机灵，爱开玩笑，人们有事没事喊他小于，他都痛快地答应，是很自然的。尽管后来当了管理员、总务、还兼职人事秘书等，大家仍然喊他小于。没办法，他从参加革命，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一直没离开一个单位——建国后称省文联；加之，从没当过什么“长”，小字辈的名儿就这么叫下来。他谁也不怪，也不想怪自己。人嘛，总得有个称呼，习惯成自然，他叫，你答应就是了。总不能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却装傻充愣。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已年近五十，头发过早谢顶，还是个一般干部。有时，他抚摸着花发稀疏的头顶，当众半开玩笑地说：“咱年轻时候，提干论资排辈；如今咱好不容易排到了，又赶上提拔年轻人，命中官运不佳吆！”

　　也许他是随口一说，但我听着真有几分同情。虽说是当警卫员起步，那也是解放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啊！论文化，也是高小毕业，若在一般单位，当算“小知识分子”，但在作家、编辑成堆的省文联，自然显不着他。而他偏偏不喜欢文学和写作，常是口无遮拦地拿作家开涮，当众就嚷哄：“乌鸦——铁鸟；铁鸟——乌鸦——嘛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还让我打长途电话往北京《人民日报》传，这也算诗？……”这话传到大诗人兼主席的耳里，能喜欢他？说归说，玩笑归玩笑，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是为作家、编辑们服好务，绝对尽职。大作家、领导往返北京，车接车送，从不误事；在家写作的作家，需要什么，哪怕一支铅笔、一盒大头针，他都亲自送去；为适应“备战”，文联机关从天津搬回保定，修缮厕所时，他考虑到某老作家身胖体重，专设一间改蹲便为坐便，可以说体贴入微。但是，无论他工作怎么尽心，文联提干也轮不着他。原因，一言难尽。有领导嫌他整天痞痞溜溜，没个正形；有的说他嘴不严，爱漏气。给党组会记录，该保密的，他给抖搂出去了。如传：某作家生活作风不检点，屡错屡犯。在研究给她处分时，一党组成员反对，戳着拐棍吼叫：要知道，她是个寡妇！这事在机关传得活灵活现，疑是他透露的。还有，按他的工作经历和业务能力，如果提职，只能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可那时的省文联，历任办公室正副主任都是抗日老干部，有一位还曾是“保定外围神八路”的重要骨干，是为文化部门“掺沙子”，特意从公安部门调进省文联的。小于再努力，也很难登此官位，永远后备着吧！

　　不说他提不提职了，从我认识他，就是蛮不错的好后勤。我是1965年正式调入省文联的，这之前，作为青年作者，开会、改稿、出差过路等，常来省文联。住宿、买饭票就餐，全是小于一手操办，从未感到有难处，视他为靠得住的朋友。调入文联后，因为我俩同龄，家庭出身、经历等多有相似之处，很能谈得来。在办公桌上趴累了，听他口无遮拦地侃几句，会给你快乐。他是省文联的活字典，从解放区进城建省文联，他都亲历过。一茬茬领导及其“典故”，他张嘴就来，有荤有素，从不忌口。有一回，他掻一下光头顶，坏笑：“妈的，俺真傻！”我追问：“啥事？”他笑：“那会儿，某主任（那时不叫主席）常外出，他爱人喜欢我，约我夜里给她做伴，我小，嗨……”我一直弄不懂他“傻”在哪儿。

　　转年“文革”开始，机关被“砸烂”，派系林立，以机关服务人员为主的群众组织，是我们“造反团”的对立面，出我意外，小于甘愿和我们站在一起，说我们顾大局，讲政策。没事就和我凑一起，议论时局，闲聊天。他看似大大咧咧，内心很关心国家大事，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忧虑。有一次，我俩说到国家重要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他转弯抹角说起他家族的老太爷：“八十多岁了，还不撒手家族的事，可他眼不太明，耳也背，还疑心大，看谁嘴动，他都探着身子去听，硬说是讲他坏话哩……。”谁都听得出，此时此刻他讲此话的含义。我曾提醒他：目下假洋鬼子满天飞，说话要看人、分场合。他一拍胸脯：“我怕啥？响当当的红小鬼！谁敢胡来，我还说是他说的呢！咱毕竟是‘老革命’啊！嘿嘿……”

　　真的，有几回，在群众组织里，他真是遇事不怕事。

　　“文革”初期，机关里的几个造反派，为表示“革命”，将省文联门外的大标牌改写成“河北省革命文联”。保定市偏有个叫“文艺兵”的社会群众组织，不认同“革命文联”。先是以“文艺兵”的名义，在省文联门口贴大标语——“革命文联不革命！”“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等。转天，又以王某为首的三十多个所谓“文艺兵”，打着红旗来砸烂、进驻省文联。小于迎门阻挡：“你们想干什么？”来者有人喊叫：“你们不革命！给老子滚蛋！”小于厉声反驳：“谁不革命？老子贫下中农出身！十四岁就打老蒋！响当当的革命派！”他还“砰砰”地拍响胸脯：“你们呢？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吧？想干啥？”

　　怎奈来者人多势重，还是拥进院内。后经群众组织集体与闯入者辩论，终将“文艺兵”赶走。

　　还有一次，是社会上一大派的红卫兵，打着批判的名义，来抢“走资派”田间。小于急中生智，与陈虹飞一起，将田间扣在一个大铁锅里，红卫兵搜不到人，愤愤离去，田间逃脱一劫。

　　因为职责关系，他一向对领导、作家呵护有加，也因此，机关的造反派们，污蔑他是“走资派、黑作家的狗腿子”，威逼他揭发、狠斗“黑帮”。一次，召开省直文艺界批斗梁斌大会时，造反派指定他专题揭批。于是，他罗列了十几页纸的发言稿，在上千人的大会上，“疾言厉色”地喊嚷近半个小时，多是梁斌的日常琐事，譬如，说梁斌解放初期曾收养过小老虎；身上带过蝈蝈笼，正开会时蝈蝈叫了，弄得人们转头乱找……不时引得全场哄笑。散会后，他悄声问我：“咋样？”我会意地微笑：“意图、效果都不错。”他很得意地说：“算你说对了，别看我罗列了那么多条，没一条能定梁斌反党的，连反动都够不上！”

　　好心眼儿！富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遭罪，是他性格的另一面。还不会掩饰，遇事免不得煎熬自己。对“黑帮”们，他明着也和大伙一起扯着嗓子喊，背地里总说安慰话；见有人挥拳动武，他转过头，不敢看，泪在眼圈转；与本机关对立面群众组织争斗，他这边和同伙们研究斗争策略，转身又去对立面那边透气。头头们批评他，他辩解：“做嘛呀！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在社会上，两大派斗争最激烈时，他同熟人见面聊天，熟人总问他：“听你摆唬半天，我咋听不出你属哪派的呢？”他说：“俺有派，哪派受压俺同情哪派！”熟人批驳他：“你总得讲点是非吧？！”他笑着反问：“你能看出‘是非’来？反正我看不出。”

　　困顿中，他机关内外乱串；爱打听“小道消息”，谁从北京或外地回来，他第一个去打问；从不爱读书。一次，我想读《红楼梦》，问他借。他说，“我有，机关发的，从没读过。你要借，读到感兴趣处给我掖上，我想读时，一翻就能找到，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