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庆《合肥县志》中看合肥的水稻种植和粮食贸易(2)

　　3.劳动力。“万历年府志载有合肥县，户八千一百四十”[10]。到了嘉庆七年，合肥“户二十六万六千二百三十八”[11]。相比之下，合肥的人口数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历史上，巢湖流域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合肥为邑，地瘠而俗朴，民非力田无他治生”[12]。不同于徽州人的外出经商，合肥人更愿意从事农业的生产。“其俗勤于稼穑，不喜商旅”[13]。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对此也有记载：“淮甸无千金之家，亦无半菽不饱之民，以不轻去其乡，惟知服田力穑。”人口的增加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使得耕作的劳动力不断增加。

　　4.耕作技术。合肥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继承了封建社会农业发展形成的优秀成果，显得更为成熟。“稻自耕种之后，耘耥最为紧要，用攩钯于稞行中拽松稻根则易旺。攩所横根，则稻根直下，而可以耐早，此攩之利也。至于耘除之草不得抛弃他处，和泥渥浊埋于稻根沤淹腐烂可以肥土。……耘田之法，水不得放之太干，恐泥坚难于耘摝反致率略。旋放旋耘，又须不问草之有无，必偏以手排摝，务令稻根之茵液液然而后己。所耘之田，必将余水放涸，晒至泥裂，然后次第放水灌溉，所谓田干水暖草死土肥，不三五日间，稻苗自蔚然盛长。谚云：一粥一饭饿不杀，一耘一耥荒杀也。”[14]记载了合理的灌溉，是取得水稻高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施肥的措施也有所记载：“畜肥粪田，土弊泽草木不长，其衰则生物不遂。田亩用粪滋培，则土气新肥而不弊，盛壮而不衰。不粪之田土气衰弊，禾无颖宝之理。所以粪田为农家要务也。粪田须蓄肥，蓄肥不特人马猪牛之矢、棉豆之饼也，即豆稭稻草之灰、烟灶燻烧之土与夫帚之拉撒簸扬之秕糠、麦芒断蒿落叶蚌螺等壳，积而焚之，沃以粪汁，和之窖中皆肥也。粪窖必为低屋，苫盖以避风雨之飘浸，且粪露星月则不肥矣。”[15]

　　（二）种类

　　合肥种植的水稻种类较多，嘉庆《合肥县志》把稻谷列为土产的第一位。嘉庆《合肥县志·土产》中记载：“稻种有早白稻、早中秋、中秋稻、晚白稻、晚稻、大粒稻、六十黄、赶上陈、雁来红、深水红、观音秈、银条秈、羊须糯、羊脂糯、观音糯、虎皮糯。”

　　合肥在明清时期的水稻种植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耕地主要用于生产粮食作物。巢湖流域的其他府县多是如此，大量的粮食生产，使安徽在明清时期成了重要的粮食产区，为粮食贸易的展开提供了基础。

　　三、粮食贸易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工商业人口的猛增以及赋税折征银两的普遍化，商业贸易比前代有了较大发展。同时，跨区域市场的形成以及人民生活必需品被大批卷入流通领域，是这一时期商业贸易的显著特点[16]。明清时期粮食商品化急剧增加，南方沿江区域粮食供需市场的形成，成了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粮食供需市场。据吴承明考察，清代前期全国的粮食贸易总计有10条主要路线，年贸易量约在3000万石以上，而安徽、江西所产米运往江苏、浙江；四川、湖南所产米经长江运往江苏这两条路线的年贸易量最保守的估计当在一千五六百万石以上[17]。对于合肥的粮食贸易，万历年间的《合肥县志·物产》中就有所记载：“合肥之壤，抱湖而吞江，水泽所及，环匝千里，其民以是工于农而务五谷，岁逢丰稔，则粒米狼戾，转输他售者，舟车不绝焉，盖吴楚间上下千里皆资其利。”

　　巢湖流域粮食贸易在沿江区域市场中具有自身的优势：地理位置接近，交通便利，便于输运，使得巢湖流域粮食在运输成本上低于川、湘等地粮食。贸易周期较短也是主要的一个优势。因此，江浙地区能快速、便利地获得巢湖流域的粮食补给。对于合肥，位居皖中，有着良好的水路条件，一直是南北潜运的传输地。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区域内外重要的必需品，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等交换频繁，成了商贾凑聚之地。粮食就是重要的贸易商品，“谷米之出入，竹木之栖泊，舟船经抵县桥，或至郡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榷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18]。宋雪帆在《水流云在馆奏议》中称：“聚粮之地，首在庐州府之三河、运漕两处，不持一府之米会集于此，即河南光、固等处产米地皆转运而来，每处每年出粮不下数百万石。”由此可见，粮食贸易在合肥的商品贸易和商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