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被历史尘沙湮埋的书(2)

　　二

　　迁台稳定下来后，邹文海写出了《比较宪法》。

　　写一部《比较宪法》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的梦想之一。之所以成为梦想，原因盖在于，一者，他们都从前辈法学家的同名作品中受益，由此，接续前贤而记录自己的思考，乃属学术传承。二者，套用狐狸与刺猬的比喻来说，写一部论自由的书，刺猬可以做到；写一部比较宪法，则非狐狸不行。但有抱负的政治学和宪法学家不会放弃做狐狸的尝试。三者，如果按中国本土的宪法文本写，容易写窄，比较宪法则题域宽广，能较为透彻地表达作者的宪法观念，更让读者和学子受益。宪法因指向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权力和权利，故骨架已然很大，比较宪法则有了一个国际视野的更大的骨架。当改革开放初起，学术思考的荆棘初拔之时，罗豪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和何华辉的《比较宪法学》相继出版，都显现出学者对这个领域的执著。尤其是龚祥瑞的著作，渗透启蒙精神。可以说，对二十世纪的华语比较宪法作品进行比较，知名度最高的当属钱端升、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在读者学术与思想饥渴中起了极大滋养作用的当属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邹文海的《比较宪法》则甚有学术分量。

　　钱端升和王世杰的《比较宪法》的确是名著，也成就了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学术梦。我相信，钱、王的《比较宪法》一定摆在邹文海的案头，成为邹的参照系，并求差异化。但此种差异的追求，不是为不同而不同，而是两代学人形成互补。钱、王的著作是学理性的，以问题为中心，故虽名曰比较宪法，实际上是在比较宪法的视野内谈基本的宪法原理。钱、王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如取一个更准确的书名，其书应该叫《宪法学原理：从比较宪法的角度》。邹文海完全采取了另一种写法，也可以说是比较宪法的标准写法。他细述英美法德日的宪法文本、宪法制度、宪法原理，并进行了多维比较。读者想要掌握“比较宪法”，只读钱、王作品一定是不够的。要将钱、王与邹的书合并阅读，方得全面认识。在比较各国宪法的过程中，邹文海知识储备是足够的，看得出他对各国宪法谙熟于心。写作《自由与权力》之时，邹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比较宪法》时已年过半百了。

　　宪法与货币不同，作为存款的货币，只要存款人取出来就能花，因此这数据不仅是数据，不仅是承诺，还能立刻实施。宪法则不然，写在纸面的宪法，如果得不到切实的实施，也就成了空言，这种宪法不像货币，倒好像是假钞。邹文海研究宪法，就不仅关注纸面的文字和制度，更看重实施中的宪法，看重“活法”。他说：“许多人把宪法看作一部法典，逐条逐句的来做解释。这虽然是研究宪法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很难把握一国宪法真正的精神。宪法从一个国家的风俗人情以及全民族的要求中产生，绝不是白纸上的黑字所可以完全归纳或完全表现的。”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应当生发两种态度，一是要捍卫宪法的尊严，二是要怀着耐心。一个国家的风俗人情里，既存在着支持宪法的力量，毫无疑问也有无视宪法的声音。于是，急进是没有用的，有用的只能是耐心的推动，只能是几十年的实践和实践带来的渐变。

　　在创作《自由与权力》之时，邹文海站在战争的悬崖边，战争使其作品被湮没。于是，与伯林相比，邹文海是不幸的。但创作《比较宪法》之时，身处政治大学的邹文海却比小他三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同样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龚祥瑞来得幸运—从龚的自传《盲人奥利翁》中可以看到，一九七一年，龚祥瑞终于得到缓口气的机会，开始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但也只能做点翻译工作。由此，六七十年代邹文海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远远好于龚祥瑞。如果比较二人在这时的学术作品，对龚祥瑞来说当然不够公平。但另一方面看，稍显悖谬的是，邹文海的作品学术性更强，却没有在改革开放之初滋养到大陆法律学人的心灵—因为大陆学人看不到邹文海的这部作品。

　　三

　　邹文海四十年代也写了若干时政随笔，以谈论宪法与法治理念为主。譬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首长多发手令以行治理，在一篇名为《手令命令法律》的文章里，邹文海指出：“国家法令，极须就一，不许彼此抵触，使人民有无所适从之苦。若干立法机关之外，复许行政者任意出令而不必极据于法律，势至朝令夕改，法令多如牛毛，反而丧失了法令的效用，……手令的内容如与法律的精神相违背，并不能因其为手令而就说是合理。因此手令竟是多余的，……现在部会长有手令，省主席有手令，某长有手令，各种手令，多得不可稽考，……法律的作用，因之隐而不彰，使得一般人民亦不能有守法的习惯。”这些文章简洁明快，颇有佳处。我将邹文海的《自由与权力》和《比较宪法》合为一编，并增加邹氏早期若干随笔，成一新书，定名为《自由与宪法》。

　　邹文海一生的创作，不仅为学术，也为法政实践，更为中国。取名《自由与宪法》，不仅在于其学术思考的范围，更在于表达他对于实践的期待。在他心目中，这宪法是良宪法的普遍实施，非为凌空蹈虚的抽象原则。宪法应落到实处，成为“活法”，自由应成为鲜活生动的真实存在的自由，此为真谛。于此，提升政府层面对宪法和法律的敬畏，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冷静的自由观，是自由和宪法“活起来”的前提。对公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当属可行之道，我国台湾地区的公民课教育即是很好的事例。邹文海的第二代弟子辈、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就是高中公民课教材的总主编。前几年台湾高中课程改革以来，此课更添新意与新趣。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和风细雨，而不是激烈的“运动”，才能深化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宪法”，自由之魂与宪法之骨合组的躯体才能灵动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