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被历史尘沙湮埋的书

　　邹文海一九零八年生于无锡，一九三零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并留校，一九三五年负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一九三七年归国后任教于湖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并曾短暂出任中学校长。一九四九年赴台，一九五五年后长期任政治大学教授，并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政治学系主任等职。一九七零年逝于台北。

　　民国初年的江苏真是人文荟萃之地，在苏州，顾颉刚和叶圣陶是私塾、小学同学；在无锡，邹文海和钱锺书是小学同学。

　　一

　　我称《自由与权力》为卓越著作，但我必须承认，本书并非目前众所公认的名著。本书是邹文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清华写成，在其甫从清华毕业而任教期间。其后邹文海赴英，此书的出版时间跨越了两年。邹文海之女邹淑班说：“先父出版这本《自由与权力》时，正是战事连绵，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书虽然出版，可以说没有问世……先父生前曾多次寻找这本书，当时父亲的学生们知道这件事，也曾在海外帮忙查访，后又探询先父在大陆的友人，但都没有下落，多年来已经放弃再见到这本书的希望。”可不是吗？抗战的中国，集体主义情绪高涨，哪有一本讲自由的书受到注意的空间？抗战结束，谁又记得一本八年前的旧著？谁会携一本昔日年轻作者的薄书到一九四九年的台湾航船？谁会在五十年代苏联专家云集的北京谈一本旧上海的旧书？

　　但是，有三个维度，使得我们在七十多年后仍不应忽略《自由与权力》。

　　第一个维度是一部体系性自由主题著作的价值。曾有论者将邹文海称为三十年代中国的“密尔”，确有合理之处。我们回看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自由主题作品，常常看到一些报章的短论，胡适、罗隆基，甚至潘光旦和费孝通都写了不少这样的短章，邹文海本人也写过。短章往往就事论事，直击时事，惜体系性不强。作者则属有感而发，不一定读了多少政治学的研究作品，但往往也能讲出常识，赢得赞许。但短章终非长篇系统著作。《自由与权力》虽未得到《论自由》的声誉，却足以证成三十年代中国学者的努力。自由如同空气，失去才知最可贵。自由乃是最经世致用的学术主题，也是国家宪制的内在灵魂。由此，对自由的研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便不是有多少原创性，不在于多大程度上追随前贤、超越前贤，不在于多大程度上与国际学者对话，而在于如何回应国族与国民的理论需求。体系性的自由研究著作，也就是一揽子地回应这种需求。在这一点上，密尔的《论自由》和邹文海的《自由与权力》有共通之处。但是，两书命运却大不同，密尔的著作不仅在欧美成为经典，经严复之译东渡，同样深受尊重，邹文海的书却如藏之名山海底。究其因，我以为，抗战以及抗战时的组织化、集权化、军事化心态需要对邹文海著作的湮没负责。在密尔的时代，个体吁求崛起；在邹文海的时代，救亡、组织、牺牲、逃亡、胜利，打败了个体的细腻的自由需要。说到底，是战争和动荡带来的对临时性秩序的渴望压倒了自由的小心理，更压倒了对一部研究自由的体系书的需要。抗战的中国无视密尔或中国的密尔，无视《论自由》和《自由与权力》。

　　第二个维度是与以赛亚·伯林的对比。伯林生于一九零九年，而邹文海生于一九零八年，二人算是同龄人。当伯林就读于牛津时，邹文海就读于清华，伯林本科读文学和哲学，故以思想史为功底，邹文海本科读政治学，故偏重于从制度、法政的角度审视自由问题。客观地说，在二十多岁写成的《自由与权力》中，邹文海表现出比伯林更多的早慧。从《伯林书信集：飞扬年华（一九二八—一九四六）》反映的一九三五年左右伯林文字与思想来看，伯林此时的思考还没有集中到自由以及以自由为主旨的思想史梳理上来，但邹文海却已写成一部体系完整的专著。有趣的是，邹文海在《自由与权力》中提出了“动的自由”和“静的自由”的分类，庶几与伯林后来提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形成了呼应。邹文海还指出：“许多人把自由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其实积极的就是动的自由，而消极的就是静的自由。”这简直就是伯林理论的“预告片”了。早慧的邹文海想把自己的动静自由观当成自己重要的学术创建，而使其具有较大的涵盖性。但因太年轻，写得太快，致使细读的人能看到，邹对动静自由的原理性、原创性阐发，实则较为粗放。他受孔德动静社会学的启示而生发灵感，又以动的自由对应主观自由，静的自由对应客观自由；动对应积极，静对应消极；动对应革命的自由，静对应保守的自由。他天才地、霸气地占领了自由理论的地盘，却缺乏进一步的论述作为佐证，更没有将理论投射到世界范围内的现实生活中，对二十世纪以来的自由新样貌做出解释与回应。相反，伯林的积极与消极自由之论虽晚，却深深融入他对于“二战”时的苏联、“二战”后的欧洲的观察。阿赫玛托娃等人的命运，更刺激这位政治学家思考当代自由的原理性问题。由此看来，不论从时代出发，还是从个人的创作积累出发，邹文海的著作都写得太早了。一本严肃思考的作品，不是《革命军》那样的宣传文字，需要的不是激烈、热烈，而是长期反复思量之后的体系性理性，以及对于时代问题的敏锐捕捉。邹文海比伯林资质不差，出发更早，收获不及，实在可惜。但就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研究作品来说，邹文海的书仍属佳作。我几乎可以确信，邹文海的书没能进入伯林的阅读视野。假使伯林有机会读到，一定也会为这位同龄人而颔首微笑。

　　第三个维度是对自由的冷静思考。如果我们想到，邹文海这本书是在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学生群情振奋的北平写成，就更能感受到邹文海审慎思考的可贵。假使一位文学家谈论自由，那呈现的一定是诗化语言，这就可能含有乌托邦浪漫的倾向。邹文海绝不浪漫。他为自由而撰述，但绝不认为自由是无度的索求。邹文海一再强调自由是有条件的：“法学家以为服从法律即是自由，这句话不可全信，然而能服从法律的人才有自由，这是含有至理的格言。自由是有条件的。以为自由的牺牲，乃是得到政治利益的代价。他的自由，依旧是接近于放纵的名词……社会中个人，绝不能任其放纵，但又不能不保障其自由，这是我所坚决地相信的。”由此，邹文海所讲的自由，也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在他看来，法律和制度乃是社会中客观的标准，不容我们主观的观念去伤害它或破坏它。他说：“法律和制度的破坏，乃是人类冲突的起源，亦是自由消灭的原因。”这句话实际上可以成为流播后世的格言。以法治看待自由，这样的自由之论才更“靠谱”，既不会成为专断的渊源，也不会成为秩序的破坏器。与此同时，邹文海在“鸡蛋”和“石头”之间又站在鸡蛋这边。他遍观人类自由史，对权力的过度行使感到深深忧虑，他引英国和美国之事，进而指出：“权力的倾覆，完全因为过分摧残了人民的利益。在英国，限制国赋往往是革命的动机；而美国革命，也是不平等的税率引起的。有权位的人，常常有追求私利的倾向，而人民的不平，他们以为可以用武力压制的。自由没有理由的摧残，权利没有限制的剥夺……官位是个人赏罚的工具，而戚谊乃是任用的标准。”正是这些凝练的表述，使得本书有了穿透历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