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

　　文建奇（2011）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信用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股权性质等因素对企业信用需求方有显著影响，而流动比率、成长性、财务杠杆等因素对企业信用供给方有显著影响。

　　（二）影响企业信用的非财务因素

　　非财务因素作为企业信用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的财务因素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为企业信用评价提供充分的依据。所以在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价时将非财务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将有助于提高企业信用评价的准确性。国外学者Bergeretal在其研究中发现，在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价时，如果能够综合考虑企业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比仅仅以财务指标为变量，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企业信用水平。

　　1.非财务因素中的公司治理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违规行为、审计意见等方面。国外学者DavidYermack（2001）在研究中指出，具有较小规模董事会的公司，在财务绩效方面表现更加出色。Judge和Zeithaml（1992）研究发现，董事会的规模和多样性与董事参与战略决策的程度呈负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董事参与战略决策对公司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我国学者于东智和池国华（2004）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企业的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我国学者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董事会规模越大的公司陷入困境的可能性越大。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者具有约束与监督的责任（JensenandMeckling，1976），对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帮助。国外学者Elloumi和Gueyie（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小，公司出现困境的可能性越大；我国学者吴世农和吴超鹏（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独立董事比例有利于降低“价值损害型公司”向财务困境转化的概率。由于缺乏良好的制衡机制与声誉机制，许多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企业中存在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内部人诚信和责任意识淡薄，存在道德上的风险和管理上的过失，这就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我国学者张鸣（2005）在研究中指出违规行为与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吴超鹏和吴世农（2005）研究了“价值损害型公司”发生违规与其陷入财务困境概率的关系，但实证结果证实二者之间不显著相关。我国学者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违规行为与公司经营困境呈现正相关关系。

　　审计师依据企业持续经营的原则出具审计报告，用于解释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或潜藏的风险。Flagg，Giroux和Wiggins（1991）发现审计意见是识别破产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而Hill，Perry和Andes（1996）使用事件史法建立了破产与财务困境风险动态模型，发现审计意见对破产与财务困境的解释能力均极为显著。吴超鹏和吴世农（2005）发现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会显著增加“价值损害型公司”向财务恶化状态转化的概率，但对“价值损害型公司”向财务康复状态转化的概率影响不显著。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其发生经营困境的可能性较小。

　　2.非财务因素中的股权结构。国内和国外学者通过研究证明，国家股的退出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国外学者LaPorta和Lopez-de-Silanes（1999）通过研究指出，私有化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尽管可能必须以社会的损失为代价；Xu和Wang（1997），WeiandVarela（2003）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存在消极的影响。吴超鹏和吴世农（2005）通过研究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可能性更大，但是邓晓岚（2006）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国家股比例与公司发生经营困境的概率呈负相关，存在部分国有股权的企业比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经营效率更高。

　　集中的股权有助于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减弱股东间相互搭便车问题。另外，较高的股权集中会增加接管的可能性，对管理者形成约束。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认为集中的股权既有收益也需付出成本。Elloumi和Gueyié（2001）通过研究指出，大宗股票持有人的持股比例与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呈负相关。Parker、Gary和Howard（2002）的实证结果表明大宗股票持有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生存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Xu和Wang（199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也指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呈负相关。

　　3.非财务因素中的企业市场地位。在有关企业市场地位的研究中，国外学者Fama和Jensen（2002）认为在众多的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信息中，公司规模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的大小和抗击风险的能力，规模大的公司与规模小的公司相比总是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公司的价值会被高估。因此，公司规模能够作为公司质量好坏的有效信号。Booth（2003）等学者认为规模大的公司相对于规模小的公司而言，通常实施多样化经营并且具有更稳定的现金流，破产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