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随着我国社会和教育变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代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就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而言，存在的问题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研究广度不够，研究地域失衡。从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本身的历史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日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这主要是由中日两国特殊的历史渊源所造成的。在中日教育交流的各个层面都涌现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如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吕顺长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等。中美教育交流史的研究虽然从历史上看不如中日教育交流史的研究起步早，但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成为最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中美教育交流史研究的广阔前景和巨大吸引力，所以有关中美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在最近20多年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著作的出版、论文的发表还是政策性研究，其数量就国别而言可能是最多的。但是，在中日、中美教育交流之外，无论是过去的100多年间还是现在，与中国发生教育交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比如说，近代以来中国与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发生教育交流关系的时间并不比日本晚，而且交流也几乎从未间断过，但是相应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除了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史研究存在着薄弱和空白之处外，地区之间以及学校之间的教育交流史研究，如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等地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交流史研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与其他国家、地区或学校之间的教育交流史研究也有待开发和进一步深化。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中，各个地域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这既与有关的资料收集不易有关，也与教育交流的实际状况有关。
2 研究理论的选择与借鉴不够，研究视角狭隘。科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是获取知识、把握规律的利器，也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在以往的教育史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方法论意识不强，对理论与方法的自觉思考和研究不多，以至于学术研究多为‘见木不见林’之作，局部有突破，整体难创新。”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目前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虽然“学科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学科发展不够，理论水平不高，可以说是繁荣中的贫困”。研究者未能以“更加开放的心胸，更加敏锐的眼光，去主动选择与借鉴现代众多学科的最新理论与方法，打破传统狭小的研究视野，开阔新的研究思路”。受传统史学和教育史学的影响，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史料的耙梳、整理、加工阶段，理论抽象层次不高，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
　　3 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恰当运用。研究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研究方法的正确选择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可靠性和科学性的有力保证。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教育史学研究者通常采用历史学科一般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历史分析法、历史考证法（又称历史考据法）、文献分析法等。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者也多是继承和借鉴中国传统历史学的考证、辨伪、校勘、辑佚等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的。其研究成果大多是宏观性的，对于人物、事件、政策嬗变、具体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少。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者普遍缺乏按照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层次来确定方法的适应范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能力。
　　4 研究资料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不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基。没有足够史料的历史研究，注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交流主要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170多年间，而其中的100多年，特别是20世纪前期，中国都处于战乱之中，许多有关中外教育交流的原始材料散落各处，收集不易，更缺乏相关的基本统计数据。另一方面，对国内学者而言，更为困难的是许多保存在国外的资料无法查到。所谓交流，总是双向和双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保存在国外而尚未被利用的资料更加珍贵。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后许多留美学生活跃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舞台上，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但我们只大概地知道其姓名、所读专业和学校等。而更详细的情况就知之不多了。他们在美国所修的课程、博士论文的题目、指导教师、学术活动等一系列问题对他们个人的成长、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回国后的活动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而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因此，研究资料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研究者对某一问题的深层次的研究。
　　三、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的展望
　　回顾近30年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的历程，反思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面向未来，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下工夫：
　　1 研究重心的下移化。今后中国的教育史研究应当改变“研究重心‘高位化’格局，逐步做到研究重心‘下移’，将研究的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实现教育史学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经典向世俗、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通过转向研究教育历史当中的具体教育问题，真正展示出生动鲜活的教育史学科特色”。相应地，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的重心应下移到日常教育交流活动，下移到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研究史料应更多地取之于民间生活，收集存在于民间和民众当中的教育史料，挖掘那些非官方记录和口述史料，重视来自于民间的信件、日记、传记、小报、杂志、歌词、民谣、绘画、剪纸、文具、教具、访谈记录、口述史料等。比如，在研究留学生问题时，对留学生的婚姻、家庭、家族、社团、交游、读书生活、兴趣爱好等更应该有所研究。一般来讲，一个人的家庭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准则往往更能凸现他的本质和特点。如果在留学生生活样态的研究上有一定进展，则留学生的研究肯定会新意迭出，趣味盎然。利用具体的、细节化的史料，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生动形象地再现当时留学生教育的状况，将一部鲜活韵、富有立体感的教育交流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2 研究理论的跨学科化。美国新史学家巴恩斯（H.E.Barnes）认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作出合理的解释。就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而言，研究者也必须具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接受美学、传播学、人才学、移民学、文化学等，其中人类学又分为自然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例如，根据文化人类学理论，我们可以探讨传教士、留学生翻译活动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某些社会科学的概念是从日语借入的，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翻译的功能，也显示了翻译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心理学理论对中外教育交流活动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留学生的个人心理动机以及整个社会一定时期的集体心理，来解释某些留学现象以及留学生行为。因此，研究者不仅应该努力提高本学科领域的理论水平，而且应该打破学科壁垒，主动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从而克服简单堆积史料，史料多论述少的现象。
　　3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与借鉴，正逐步形成和产生一些边缘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口述史学、叙事史学、影视史学等。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创造性地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群体的心态，从而在欧洲开创了心态史研究的先河，他采用心态分析的方法深入揭示了德国马丁，路德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心理。法国历史学家拉布卢斯首次将经济学领域的计量分析法运用到具体历史研究中，在史学界创立了计量史学。中外教育交流史学科也应借鉴与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创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计量史学方法是以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定量研究，区别于传统史学中以描述为主的定性研究。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从而使史料组织更为系统化，更具说服力。如在研究传教士或留学生翻译活动时，对不同时期出版的翻译成果进行统计、加以分析，可以从中看出翻译活动的走向和主要特征等。再如，我们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研究中外教育交流史。如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来比较中国留学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留学情况的异同，比较中国留学生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留学情况的异同，比较中国留学生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留学情况的异同。还可以比较各国政府、社会、民众对待中国留学生的不同的政策、态度和反应等等。总之，我们要积极提倡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采用定性、定量、实证、案例分析等科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