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民”到左翼作家(2)

　　在努力寻找进入文坛门路时，有件事给了艾芜一个重要的刺激。他初到上海，经朋友王秉心介绍寄居在泗塘桥的一个农户家中。一天下午，他为隔壁邻居家的老妇人念一封信，信是这位老人在厦门的大女儿写来的，说的是她在纱厂工作期间被坏人骗到厦门为娼，要求家人救助。老太太听后只是痛哭：“饭都吃不起，还拿得出啥钱啊。”艾芜自觉无力相助，但意识到可以把底层民众的生活描写出来，给社会一个提醒。他说：“我曾想过，不能解救属于此类人民的苦难，至少也得用笔描绘出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有所激动。这件事情，由于对上海情形不够深切了解，我一直没有动笔，但却更加催促我去写那些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显然，他基于自身的底层生活经验，站在了穷人一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这种同情心成为他靠近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在与左翼交往之初，艾芜看重的其实是作家而非“左翼”，但他从朴素的阶级立场出发与左翼的交往却对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此前作为“游民”的他，现在获得了身份归属，在上海文坛初步立稳了脚跟。1931年艾芜以短篇小说《伙伴》向左翼杂志《北斗》投稿，虽遭退稿，但他却受到邀请参加《北斗》的读者座谈会。在会上，艾芜结识了丁玲、郑伯奇、冯雪峰等人。1932年春，艾芜正式被编入左联小组，获得左翼作家的身份。此时距艾芜有影响的作品《山峡中》1934年3月的发表尚有两年时间，距离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散文集《漂泊杂记》等陆续出版时间则更长一些。如果说1935年是艾芜在文坛“真正开始确立自己名声”的一年，那么此前的几年，他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情况又是如何呢？
艾芜初被编入左联小组，和茅盾、钱杏邨分在一起。当时左联内部，热衷讨论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而非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艾芜在丁玲的安排下去杨树浦工人区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发展文艺通迅员。他白天教书，晚上办夜校，为“左联”做的完全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工作。他还参加各种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3年3月他被逮捕。不难想象，这期间艾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即使于匆忙中写了一些作品。质量也难以保证。两篇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诗歌《扛夫的歌》和《示威进行曲》刊登在《文艺新闻》上，因为是左翼刊物，他没有索取稿费。艾芜说：“在这种情形中，为了壮大左翼文学运动，我们年轻的盟员，很愿意贡献各种力量，不要报酬。……像这样生活的盟员，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但大家都不谈个人生活，只是一见面就谈工作，谈政治。”可见当时的艾芜虽已成为左翼作家，生活却依然相当困难，经济上全靠缅甸华侨的募捐和上海朋友的接济。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使他深感痛苦与无奈，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左翼的立场。这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左翼文学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与他的底层生活经验相契合的，反过来又形成了支撑他继续写作的精神力量。
　　1933年入狱的一段经历，是艾芜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3月3日，他在一家丝绸厂联络工人时遭到拘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公安局拘留所，后又移交苏州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到1933年9月27日获释。出狱后，他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向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提出他不再参加“左联”的社会活动，好专心从事文艺写作。这引起了一部分左翼人士的误解，比如胡风说他是在牢狱之灾后被吓怕了，批评他“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不过，艾芜对“左上右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认为做党的工作就是包括组织工作、政治运动，以至贴标语、散传单、飞行集会等等。文艺工作算不得革命工作。再说，左联的领导，也没有使我‘左上来’。当时左联的领导是丁玲，她编的《北斗》，就没刊登我投去的小说《伙伴》，她只让我参加《北斗》的座谈会，可见她并没有因为左而从左边往上拉。周扬确实在《文学月报》上登了我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但他当时并没有作左联的领导。文艺评论的第一句话，‘左上来’，并不确实。第二句话‘右下去’的错误，是甭定了文艺的作用，搞文艺就是右了。当时我并没有辩论，只能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
　　艾芜对“左联”组织活动的态度转冷淡，在胡风等战斗性强的左翼盟员看来是“右下去”的表现，可是在艾芜看来，此举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左翼身份的坚持，是对左翼文学理想追求的真正体现。“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对于坚定了“朝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艾芜而言，是要践行文学为革命的理想，写出好的作品，以作品唤醒和激励大众进行反抗与斗争。
　　总的来看。此时的艾芜，左翼作家的身份已经不再仅仅是“左联”对他这个“游民”的收编与接纳，更重要的还是他从南国一路走来，基于个体生命体验而萌生的“革命理想”在上海的左翼文学队伍巾找到了亲切的认同感。可以说，这是艾芜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能坚持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时期艾芜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左翼文学理念的烛照和左翼文学规范的引导下他的融合生命感受与革命理想的努力。
　　三、“阶级”与“江湖”的世界
　　1934年3月，艾芜的《山峡中》在北新书局办的《青年界》上发表。同年4月，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文学专号刊载了他的《松岭上》。1935年，艾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漂泊杂谈》、《南行记》、《夜景》、《海岛上》，散文集《漂泊杂记》，可谓是他创作的一个丰收年。他由一个“游民”成为文坛新人，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左翼文坛中的地位。一个作家的身份意识十分重要。有了身份意识，就意味着他会自觉地遵循该身份所必须遵循的某种纪律。艾芜把自己视成一个左翼作家，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作为左翼作家所应承担的使命，努力用左翼的观点来指导创作。但仅仅是身份意识还不足以保证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要创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并能从他的感性的生存体验中提炼出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意味来。艾芜的成功，就在于他在接受左翼文学理念的同时，能够深入挖掘自己的人生经验，把生命感受与左翼的理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方面，《山峡中》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山峡中》小黑牛的惨死，表面看是一伙强盗将负伤后要拖累大家的小黑牛扔进了奔腾的江水中，写的是体制外的“江湖”，但更深刻的根源其实还在“山峡外”，即体制内的阶级对抗社会。小黑牛家乡的地主张太爷抢走了小黑牛的田地。抢走了他的小牛，抢走了他“白白胖胖”的女人，他也差点死在张太爷的拳头下。为了活命，他才远走他乡，干起偷盗的营生。没有张姓地主的恶行、不会有小黑牛后来的悲剧。一群强盗边缘化的生存方式背后，原是一个黑暗的“阶级社会”。这种“江湖世界”与“阶级社会”一显一隐的叙事模式，是完全符合左翼文学标准话语规范的，同时又充分凸显了艾芜个人的创作特色。
　　作为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艾芜的这种显在/隐性叙事模式不仅表现在《山峡中》，而且也贯穿在整部《南行记》及这一时期他的其他小说中。《山峡中》魏大爷一伙，《松岭上》贩杂货的白发老人，《月夜》中的“好弄小聪明”的吴大林，《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从鸡毛店里被赶出去的生疳疮的同伴，《乌鸦之歌》中被霸占田地每日像乌鸦一样哀号的疯子，《瞎子客店》中双眼失明的盲人父子，《我的旅伴》中失掉土地抬滑竿的苦力，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艾芜笔下的“江湖世界”。他们是小偷、盗匪、杂役、小工、滑竿夫、盗马贼、私炯贩子、货郎老人等，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勾当。他们都是没有固定职业、房屋财产的“流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那里默默地忍受，或为了活命而本能地反抗，说不上为了什么高于现实的理想。《我的旅伴》中，老何从故乡贵州来到滇缅边境做起了“拿肩头当马、拿脚心去磨平路”的滑竿苦力，过着磨骨头抬人的生活。当同伴老朱笑他天生穷命，只有穷想头，不如回贵州变猪的时候，他却道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一个人喜欢到处跑跑跳跳，喜欢到处看稀奇，喜欢能够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呵，一个人喜欢的多着呢！”同为滑竿苦力的老朱，不愿被人践踏，不像老何那样相信命，他敢做敢为，冒着坐牢的危险，将鸦片私藏在滑竿管内，与命运抗衡。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常态社会所没有的江湖习气。《快活的人》巾被逼得无法走“做工种田那条正路”，终日打诨说笑使他人和自己快乐、忘去忧愁的胡三爸，《七指人》中只有七根手指的出家人，《松岭上》里杀掉了地主全家与自己妻儿、如今在彝地寂寞过日子的白发老人，他们为生计所迫，不愿“给人践踏着过日子”，因而啸聚于山林荒野之中。艾芜没有直接写他们政治性的反抗，但这些人的江湖人生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常态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反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