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3)

　　“越界”是流动，是拓展，是开放，但“越界”不是无缰之马，其指向应是“整合”，在流动、拓展、开放中整合、分享文学资源。在文学史叙述越发“众声喧哗”之时，文学价值仍应是“众声”所在。如果说“整合”需要一个共同点，那么它就是文学价值，“整合”就是要不遮蔽文学价值这一最重要的文学资源。例如，经典化本应是文学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兴起，“去经典化”或人为制造经典的当下尤为重要。如前所述，经典本身具有的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等要求经典化在“越界”中展开。而此时，“海外”这一空间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就格外重要。20世纪中国历史逻辑的修正发生频繁，其原因在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深深地卷入了阶级、政党的对峙、冲突中，文学价值的标准也更多受到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此时，“海外”与“中国”既密切又超越的关系就有利于“经典性”的整合。例如，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人在其离散生涯中的生命体验，形成了“第三元”这一经典性价值尺度和经典化视角。文化“第三元”的系统阐释来自旅法作家程抱一的论述，是他从“中国思想的精髓”中“提炼”出的“从一元跳到三元”的“思想的路线或方式”：“一元的文化是死的。是没有沟通。比如大一统、专制；二元是动态的，但是对立的，西方文化是二元的；三元是动态的，超越二元，又使得二元臣服，三元是‘中’，中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文学艺术就是第三元，“是物我之间的超出物”，它以“和”接纳万物，在主体与主体的对话中创造出万千之美，达到生命最美妙的境界。“第三元”不只是来自海外华文文学身处“他国”，面对多种文化压力而认同文化多元，还在于它的“整合”功能可能会恢复如前所述两岸数地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表达他们对中国和世界共同的认知、对生命共同的挚爱的空间。由此，文学的价值得以凸显。文学史叙述最根本的功能，是让作品的经典性保存在文学传统中得以实现。
　　“越界”的指向是“整合”，就是要在不断拓展的文学史视野中揭示包括台湾、港澳、海外在内的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格局。由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乃至于语言环境的相异，台湾、港澳、海外华文文学自然有其特殊性，而其特殊性正是其存在价值之所在，万万忽略不得。问题在于我们谈及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的前提是把大陆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的一般性，其目的也是从大陆文学出发去接纳台湾、香港文学，完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整合。而我们面对的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建设性课题并非都产生于中国内地的文学活动，台湾、香港在某些时期提出来的文学话题也许更具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例如，香港文学实践中的“城与人”话题对于形成城市文学的审美独立性的价值、流行文类的提升性对于沟通东西方审美接受的作用，尤其是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和文学的多元化格局的关系等，都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显然不能说是香港文学的特殊性，也不能说是香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共同性问题做出了带有其特殊经验的回答。而应该说在香港这一历史空间中提出和解决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然这种提出和解决可能包含了大陆文学某些因素的潜在参与。某些文学形态在中国大陆文学中显得“边缘”，而在台湾、香港、海外文学中并非“边缘”，反之亦然。而这些文学形态往往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种重要流变，乃至传统。如一味强调台湾、港澳文学的特殊性，恰恰会遮蔽它们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普遍性。所以，应该改变隐含“只有中国大陆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中心”这一心理的立场，从20世纪文学无论是其思想源头还是其创作流变都是数脉并存、多流当道这一历史存在出发，梳理清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流变。要做到这一点，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引入也显得非常必要，因为“汉语文学史”所强调的两个立足点，现代文学语言对于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和汉语现代文学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存在，都会消解单一中心论，凸显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根本性问题。
　　从地理空间讲，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创作的总体量庞大，但文学形态的丰富性、文学话题的重要性并不决定于此。例如台湾，战后从大陆撤至台湾的二百多万人，构成很高的文化密度。百年台湾岛，也承载了本土、外来的多种文化。这使得台湾某些时期某些种类即使在创作数量上也未必逊色于大陆。而台湾网络文学无论就其形式实践的多样性，还是就其理论探讨的深度性而言，都要超过大陆。这样一种文学生态无疑会产生富有建设性的话题，是我们探讨完成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汉语文学历史整合的具体途径时应该充分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