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2)

三次留学浪潮的背景提出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的课题，从世界性语境中揭示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较之于只关注本土的文学史视野，“越界”显然更能调整和深化我们的文学史观。
　　从“越界”和“整合”的文学史思路出发，“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可能性、可行性也在自然展开之中，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互为参照的框架中整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可以得到适当的学术处理的，例如，1941年底前的香港新文学作为“早期香港文学”，可视为与大陆国统区文学，尤其是海派文学强烈呼应。又在“中原心态”和香港本地化纠结中展开的文学历程：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可以在包括1931年后的伪满洲国文学、1937年后的华北华中（包括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文学、1941年后的香港文学等在内的“日占区文学”视野中予以处理，而这一期间的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华侨”这一集体身份上展开的，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其他学者的著述也以不同的途径逼近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汉语文学的整合，表明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的文学史叙述可以继续展开学术思考，其实践也有学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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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因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尤其是转折的语境中，不仅需要凸显汉语的现代变革、成熟的重要性，更需要凸显汉语资源的共享性，以恢复两岸数地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于中国和海外互动中，也被“分割”于大陆、台湾、港澳等多个社会体制、人文环境、外来影响等均有所相异的社会空间中的地区中，在较长的时间里，大陆、台湾、港澳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对峙不断发生，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甚至语言的表达也指向不同的意义，导致了互相之间精神世界的“隔绝”。即便在同一个地区，由于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结，人们之间的认识也出现极大歧异，甚至存在精神世界的撕裂。这种历史的“撕裂”甚至发生在同一个地区的中国人内部，有时连外国人也惊讶，同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何以看法存在如此差异。然而在海外，大陆、台湾、港澳不同背景的华人生活在一个国度，甚至在一个社区比邻而居，他们现实的政治倾向、态度会有相反的取向，但被兼容于日常生活共处中，远离了华文主流地区现实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主宰，多了文化的交流、共享。久而久之，同类语言的影响日益深刻，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华人表达他们对中国和世界共同的认知的空间。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文学，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没有被政治等因素撕裂得那么厉害，相反，作家往往在海外写作中可以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都展开对话，可以在相对隔绝的时期也能进入大陆人、台湾人、港澳人不同的精神世界。最明显的例子还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当“红色文学”和“反共经典”在大陆和台湾各领“风骚”、隔海对峙之时。无论是东南亚还是西欧、北美，其华文书写（包括原先用居住国语言写成，而后翻译成中文，但作者往往还是第一代移民，其创作内容无法摆脱现代中国变迁的影响的作品）都超越了国共之间、东西方冷战势力之问的冲突，从林语堂、鹿桥、周仲铮、白先勇、於梨华、吉铮、叶维廉、王鼎钧、郑愁予等到方北方、姚紫、苗秀、陈瑞献、温任平、王润华等，都留下了为所有中国人关注的作品。例如，聂华苓包括《桑青与桃红》等影响广泛的小说在内的作品为什么能早早走出由作者身世造成的政治阴影，就在于作者的海外生涯使她感受到“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这种“原乡”意义上的根使她超越了自身所经历的国共政治的对峙。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影响、修复了华人/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成为全体华人/中国人的精神归属。这一情况启发我们，文学史建构上凸显汉语的建设性，是大为有利于对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把握的。
　　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扩展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除了强调汉语成为共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载体外，还需要充分关注“海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背景，即便其回国以后，这种“海外背景”和海外体验也深刻影响其创作，而此类创作总体上又构成深刻影响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背景”。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近年又延伸至南美洲、非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久而久之应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而已形成居住国（对于多代居住的华人而言，其居住国已是“祖国”）传统的华文文学虽在自身归属上已与中国文学无直接关系，但其“中国性”的建构仍在“双重传统”中内在“呼应”着中国文学。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其又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的秩序形成。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分布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在表面上显得零散、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是颇可以启发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海外在内的“汉语的文学”，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后者以某种“统摄性”线索（如思想启蒙、现代性、文体演变等）贯串始终，考察其起源、流变等，自有其梳理历史的作用，但线性起止的展开，也难免单路径之弊。而关注文学史空间的存在和拓展，从文学史空间的任何一点进入，都有可能完成其文学史叙述，从而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当“越界”拓展文学史空间时，文学史叙述的多路径会更丰富，原先时间性叙述中对于“统摄性”观念如“思想启蒙”、“民族认同”、“现代性”、“民族性”、“主体性”、“多元性”、“文学传统”、“文学精神”等可能产生的单一认识会得到改变。在20世纪中国社会被隔离的不同政治、文化空间中，一个命题往往有了不同的内容模式，而恰恰是不同模式及其关系才足以揭示这一命题的内涵意义（例如考察左翼文学，恰恰是中国大陆逐步组织化、体制化的左翼文学和台湾政治高压下在野的左翼文学以及香港体制外自由竞争状态中的左翼文学等不同模式的关系才足以揭示左翼文学的丰富内涵）。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由于其所处国家体制、经济制度、文化环境、习俗传统等种类繁多，在20世纪中国文学要解决的三大问题。即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关系上可以提供的建设性实践经验也更多。
例如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曾经遮蔽过不少问题。而在海外，它提供的启发更多。如多民族地区的东南亚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本来，民族独立国家建立的过程应该是其国内多民族整合的过程，一旦民族国家建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民族性与现代国家的公民性得到统一，而“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或家中的方言），都与这种‘民族’的概念无涉”，民族意识、民族性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公民资源。然而，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立完成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独立运动，“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之时，其民族整合过程远未完成”，更未“形成那种兼具民族性与公民性的民族意识”。正是在这种“民族性”与“公民性”脱节的情景中，“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等问题得到了凸显。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起凝聚作用的民族主义开始显露危机。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而言，他们一方面遭受居住同其他民族，尤其是掌控政治权力的民族在族群生存上的巨大压力（东南亚华人的命运证明。缺乏公民性的民主制度的民族独立国家发生的民族压迫状况远甚于建立了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义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等民族生存诉求和资源，难免陷入以“民族性”对抗“民族性”，激化民族矛盾的恶性循环。这种民族性、民族主义在成为公民资源中的艰难性构成了东南亚国家现代性曲折展开的主要内容，也_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战后生存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客观地看，当时东南亚各国，掌控政权的“原住民族”和作为少数族群的华族都做出了“民族性”高于“公民性”的选择，但华族的这种选择是一种被拒斥状态中的被动选择。这使得华文文学不得不承担起推动华文教育、传承民族薪火等重任，于是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外来压力使华人在自己的国家漂泊，漂泊中会有更强烈的文化“寻根”，而这种“寻根”又加剧了现实要剥夺华人公民身份的压力。华文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形成于这样一种民族命运的恶性循环中，不可能不受到损害，甚至桎梏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自我容纳能力，现实主义要求的“反映现实”在当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开被视为“禁区”的许多现实存在。甚至连“中国性”也被拒斥。到19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东南亚文坛兴起，其艺术探求不仅使文学能避开政治劫杀突入创作禁区，而且在将文学引入“人类性”探讨的层面中超越民族现实隔阂。例如，当时被视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始作俑者的《蕉风》（1955年创办至今，是办刊时间最长的海外华史文学刊物），其倡导的现代文学创作，既要将马华文学推进至“人类精神、心理探讨”的层面，又始终未忘“创造适应”“西方现代文化挑战”的“新文化应含有民族色彩”的责任，其追求进入了“公民性”和“民族性”兼备、统一的层面。而当时东南亚华文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对终极的感悟中开始苏醒南洋主体意识，在虚实、内外交织的艺术中突入现实禁区，在夸张、幻化中深化本土意识，在质疑、颠覆中呈现一种突破南洋族群情结的视野拘囿的生命力……尽管东南亚华族仍遭受现实不平，族群之间的沟通仍需要艰难的跋涉，但直面而又超越种族对峙的华文文学从自身的人文视野出发，不是单纯地以华族传统文化抗衡现实，而是关注“兼具民族性与公民性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追求“把社会经济的公正和平等摆在华人文化和华人特性之上”，从而使中华文化传统更内在地得到传承。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实践对于民族主义的“阐释”对中国大陆文学是极富启迪性的，由此进人，也可完成对中华民族新文学史的一种叙述。
　　文学史叙述的空间自然不只是指“本土”和“境外”，也包括文本和媒介、文学和文化等不同空间。关注文学史空间的存在和拓展，就会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而这恰恰是20世纪汉语文学史叙述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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