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3)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虽然执政党与政府主导公共秩序构建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稳步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社会自主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不断增生和涌现，政策与治理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执政党和政府之外的组织实体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多组织共生共存的局面，构建协作治理模式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趋向，也成为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战略抉择。协作治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的自发性协作和科层等级制的管理。在一个极端复杂与多样化的时代。权力需要分散而不是集中，社会要求更多的是自由和个性化而不是一体化。由于复杂性与日俱增，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由跨越组织的政府运作所决定，非政府的参与者成为各种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治理关系把非政府和政府的资源适当连接起来。政府能力才得以不断维持并扩充。构建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首先。政府权威对于维护变革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依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威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分歧、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甚至动乱，这就提出了扩张政府功能和加强政府权威的要求。政府权威对于政治现代化本身，对于一个国家在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此，转型期的多中心和协作治理模式，依然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性，执政党和政府是构建公共秩序的核心主导力量，是组合各种治理资源，型塑现代治理结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政府权威是保证国家现代化变革正常进行和保障稳定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但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不是人为地强制性地树立的，而是以政治廉洁和有效治理为前提的，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执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和现代转型，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理性而民主的国家治理，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同时，政府凭借有效的公共权力，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政治沟通和政治妥协，对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政治协调，达成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的有效调解，实现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共识的政治整合，是维护转型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
　　其次，优化社会结构与培育现代社会组织，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政治系统能否稳定，取决于该政治系统是否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否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在社会人口总数中占最大比例的中间阶层，通常构成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它往往发挥着社会政治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对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高度，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设计，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时，要以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为重点，构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政府连接市场和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带”和“减压阀”，具有极其重要的中介和代表功能、参与功能、服务提供功能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能够缓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打破政治僵局，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危机的化解，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全能政府”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问题更多地要留给社会组织去治理，各种社会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充当政府有效治理和维稳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转型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走出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
最后，切实完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治理与协作治理模式，奠定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治理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彰显，各种突发群体性事件频繁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信访洪峰”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一元化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理环境的需要，构建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是维护转型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在综合治理组织体系中，各级党委、政府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是整合所有社会治理资源的主体。虽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但由于社会治理资源的弥散性分布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影响，社会管理问题的合作治理与治安公共产品的协作生产是综合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各种具有社会管控职能的政法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系统，并通过广泛发动居民参与，构建起有效的群防群治网络，执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组织围绕共同的目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产生整体效益，形成整体合力。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绩效，减少了社会调控体系的空隙，有效地维护了公共秩序。在转型中国，执政党与国家主导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新兴的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化调控的方式，构建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是保证超大规模社会相对平稳转型的主要历史经验。这种威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各种新兴的社会空间不断被体制化，与体制建立联系乃至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各种市场组织与社会力量在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制度化弹性的政治空间中，不断地被收购、吸纳或同化，而各种反社会、反国家的犯罪集刚、黑恶势力则被有效打击或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激烈的国际民主化浪潮中，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转型社会中，通过综合治理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统合机制，对巨型社会的平稳转型意义至关重大。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向，也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成为社会转型期中国构建维稳新模式的战略选择。
　　四、基本结论
　　社会政治秩序的改善，不仅在于常规服务者能力的提升，而且有赖于政策服务对象的合作生产能力。而这种协作能力主要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与组织能力，以及基层社会的制度化与组织化水平，尤其是公民的行动能力。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结构纷繁复杂，利益格局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念交叠共存，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日益彰显，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明显加剧。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要实现长期而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稳定，必须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限制政府权力，改变以行政权为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积极培育现代社会组织，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多中心的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不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着力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在民主法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提高其自我管理和解决矛盾冲突的能力，既可以降低国家治理成本，也可以有效化解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直接短兵相接、缺乏有效缓冲地带所导致的政治风险，进而不断巩固和强化中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提高基层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水平，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实现中国社会政治和谐稳定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