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2)

最后。社会怨气和心态失衡成为诱发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高风险时代。2011年江西抚州的连环爆炸案、2010年福建南平的戮童惨案以及法官、法警、公安民警、城管和信访干部被枪杀、被泼硫酸、被刺死等极端暴力事件频繁出现，成为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外显的表征。失意群体残酷报复社会的病态行为是社会怨气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长期累积又得不到发泄的社会怨气极大地增加了潜藏的政治风险，大幅增加了社会维稳成本。一方面，社会怨气是点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如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都是由于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积聚而最终引发的。一方面，社会怨气也可能诱发残酷的社会报复型犯罪，引起人们的社会恐惧与心理恐慌。如果一些弱势群体在遭受社会不公时得不到及时的权利救济和情绪疏导，随着怨气的不断积聚，非常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心理，一旦受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极可能借机宣泄，出现打砸抢烧等极端破坏性行为，形成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目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根源于中国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内在困境和发展悖论。主要体现为：（1）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却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代价，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遭遇空前的考验。（2）中国虽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局稳定，但日趋严峻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导致了党和政府局部的政治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大局稳定、局部不稳定和政治稳定、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成为当前中国稳定格局的基本特征。（3）中国现行的维稳模式保证了中国这个巨型社会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但压力型体制下的维稳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与内卷化现象，中国的维稳模式亟需现代转型和战略重构。一般而言，中国社会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只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不会成为危害政治稳定的直接因素，执政者大可不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针对种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同样也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而是应该防患于未然，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因为社会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前奏，是催生政治不稳定的土壤，社会不稳定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风向标和显示器。因此，一个执政党或政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长期保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管理创新：转型中国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社会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是有效回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转型进程中社会的和谐稳定。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维稳是一种刚性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等特征，而其社会管理格局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绩效。因此，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而变革传统的政府一元化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动员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治理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稳定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主要是通过一种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过程。借助制度规则的及时完善和调整，及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生活整体始终处于一种具有足够弹性和调适性的秩序之内。动态稳定是一种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要实现动态稳定，关键是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及时排解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而当各种危机事件爆发时，好的社会建设可以起到“安全阀”、“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管理创新亟需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借助党委、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共同构建立体的社会工作网络，协作生产公共产品与提供社会服务，在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自律、互补、协同作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其次，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动态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在于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的内生力量，构建自生自发型的社会秩序，开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公民社会的主体既包括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公民，也包括代表团体成员利益并高度自治的现代社团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不仅是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力量。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国家与社会双方的互动与协调增进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释放模式弥补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模式的缺陷，不仅能通过自稳定机制确保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而且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维护与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2）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地位，有利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从而平衡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协调共存，形成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格局。（3）从微观意义上讲，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每一位公民自身公民意识成长和个体理性能力逐步发育的过程，而具有民主品格和高度理性的现代公民是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4）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和社团实施利益表达的专业化趋向，为政治系统的稳步更新和保持活力提供了支撑性条件。也能更为有效地疏解由于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导致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因而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各个社会群体得以按照地缘、业缘等利益分界线组织起来。增强每个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从而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最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而民生政治有利于培育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民生政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有机结合点。有效解决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和他们最关心、最直接与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民生问题是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生政治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推行平等取向的社会政策，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状况。民生政治主张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民生政治主张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民生政治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民生政治建设有效地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调适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连贯性，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幅度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效舒缓了社会不满情绪。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民生建设理念，不断优化社会利益格局，真正缓和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弥补社会裂缝，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人们体验着更多的风险焦虑和转型压力。一方面，政治稳定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和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是政治稳定的坚实支撑。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均衡，成为维护稳定和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民主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以法治规约公民与社会组织的行为，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成长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积极的政治稳定功能，预防和抑制其消极功能，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相互促进，是构建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关键要素。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变革社会治理模式，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执政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机制。
　　三、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夯实中国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