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行为与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2)

低碳经济、低碳意识等如何转变为制度安排？在青木昌彦、格雷夫等人看来，制度对人类行为影响的机制是这样的：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协助与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从而实现其外生偏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外生偏好，制度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1）制度帮助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2）制度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并控制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低碳发展的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由于低碳经济提出的时间还不长，低碳的“信念”还没有植根于大多数人的思想中，低碳经济的规范也不健全，所以建立及完善发展低碳经济制度（正式的、非正式的及其实施机制）在形成低碳经济行为方面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低碳经济的运行及绩效是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把发展低碳经济变成人们自我实施的行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具有塑造个人的功能，人类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规范：一是直接凭借外部权威，它靠指示和指令来计划和建立秩序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组织秩序或计划秩序）；二是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进行，因各种主体都服从共同承认的制度（自发秩序或非计划秩序）。以1983年英国强制实行汽车安全带法律为例，在此法律生效以前，大批司机不系安全带；法律实施后，只有极少数司机不系安全带。引起这种行为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律本身对驾驶者有一种强有力的合法化影响，使他们的目标和偏好倾向于更安全的行为模式。法律权威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通过施加惩罚，使人们了解代价与收益从而改变行为决策；而且还改变了那些人本身，“系带”的实践变成了一种习惯，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它对于减少伤亡的作用而被广泛接受。
　　低碳经济制度在演化中先后采用了这两种方式来规范人类的行为：一是较早采用的“命令一控制型”的方式，如数量控制、行政管制等；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及自愿协议的方式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制度、激励机制及经济手段等使发展碳经济成为有利的行为。人类行为与交易成本会决定制度及其选择，如果实行低碳经济的交易成本太高，那么人们还会习惯于高碳经济。为什么“命令—控制型”的制度安排效率递减？这是因为采用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上升（交易成本），所以这种制度安排难以让人们形成低碳经济行为。人类行为在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变过程中面临着长期的高碳经济使人们产生了习惯及路径依赖、从高碳行为转变到低碳行为的成本如何降低等问题，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及自愿协议的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则是自我实施的，它更有利于把发展低碳经济与经济主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既有利于降低成本，又有利于政策和规则的实施。低碳经济具有不确定性、时空的特殊性及跨际问题等，制度的存在构成了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可以减少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制度限制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并使行为成为可预测的，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和组织。概言之，制度有助于约束人类某些有碍于合作的本性，有助于增进可预见性，有利于缓解人类知识的不足，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制度具有传递性，它减少了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的成本。如家庭中的个人消费方式是通过一套以前形成的惯例而保持下来的，它会受社会文化以及有关人员的性格的影响。制度能将外部性（正、负外部性）内在化，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变人类行为的关键是要把低碳发展作为制度安排的目标和政策的导向。首先要改变我们原有制度安排中支持高碳行为的内容，这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如我们原有的对石化能源的补贴要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还有我们不少工业化时代及市场经济中形成的规则都是建立在有利于高碳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受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影响，人类行为出现搭便车、外部性等系统性偏差，导致经济发展轨迹高碳化，造成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危害加剧，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等严重后果。这些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人们并不能直接感受到，或者能感受到也认为与自己无关。
　　二、用市场机制发展低碳经济是否能改变人们的高碳行为
　　对能源和稀缺资源的更合理定价可以引导个体远离碳密集型生产和消费，但是，个人消费的动机超越了价格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价格并不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唯一因素。如低碳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无悔投资也很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但是人们的行动却较少呢？总的来看，这是因为关注不等于理解，理解不一定会导致行动。这说明让人们形成低碳消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需要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研究低碳经济规则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关注不等于理解表明人们的认识与行动是脱节的，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不一定表示我们理解了它的内在机制。调查显示公众承认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仍然感到困惑。强调减排和适应能力的多方参与性质也会告诉人们，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单个个体，从而导致公众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在这巨大的工程面前人们感觉自己很渺小，要想人们行动，认识需要建立在来源可靠的确切的信息之上。但是我们在气候变化和人类行动的关系上还存在诸多的信息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如“全球变暖说”是确定还是不确定；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是自然还是人类；人类如何面对全球变暖是适应还是减缓；面对跨期选择是积极还是消极。这是人们有认识但不行动的重要根源。从关注转向理解还与我们思维认识问题的方式有关。如个人处理多原因问题的能力不足，低碳经济是一个多因素的问题；影响我们反应能力的滞后效应可能与对存量一流量关系的有限理解相关，这种关系描绘了温室气体的积累、减少和稳定。即使排放量以最大幅度减少，全球进一步变暖也不会停止，短期和中期的适应需求也不会消失。
　　从理解并不一定导致行动来看，知识通过价值系统传播，而价值系统由社会、文化、经济及制度因素型塑，这些因素决定我们是否采取行动。从认知科学来讲，人们对威胁能做出优先反应，即能够对有确定的、有形的、直接的冲出做出反应。而气候变化的缓慢速度及其风险的被延缓、无形和统计上的性质无法打动我们。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特点限制了我们自然的适应本能，我们容易低估累积的可能性。我们更关注现在，对未来事件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和优先考虑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接近自己的问题。调查表明个人将气候变化问题排在其他更贴近家庭生活的环境问题之后。同时人们的“有限理性”可能阻碍他们根据已有的信息采取行动，在他们决策和理性选择中会优先考虑安全、居所、当前的生活等人的基本需求。因为路径依赖，人们自然地抵制和否认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反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会随财富增加而提高，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却不然的原因所在。如收入越高的个人（国家）可能会漠视全球变暖以避免降低消费水平和改变生活方式导致的潜在成本。人们还会建构和重构信息来减少信息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觉，这导致了社会组织性的否认策略，也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如面临减排的责任分担问题，决策者强调国家排放量而不是人均排放量可以导致生活在非排放大国的人将他们的责任减到最小并以此解释他们的不作为。
如何改变人类行为？这既要求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又要提高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发展低碳经济涉及到大量的信息，提高低碳经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在传递气候变化的信息时，信息驱动的途径必须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的途径。个人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问题起因和解决方案的积极参与者。信息透明和公开也十分重要。研究表明，信息对重要措施取得公众支持具有关键作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导致公众对总量管制和碳交易计划负面认识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不是担心额外费用，而是对它们有效性的有限理解，这降低了公众对它们的信任。同样，一旦公众完全理解环境税并不单为筹款而是改变行为的方式，他们对环境税的反对就会减少。丹麦的减排量为什么绝对地减少？这是因为其环境税都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及其相关减排行为。根据低碳经济的特点，提高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制度安排应该降低个人决定的交易成本，并加强现有信息的所有权。实现适应规划和减排的参与者自我评价制度化可能十分有用。第二，制度安排要注意限制个人轻视未来价值的倾向。个人轻视未来价值的倾向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外部压力而改变，也可以通过为企业或个人提供长期政策导向发挥作用。2007年一项针对商业领导者的国际调查发现81%的受访人认为政府需要提供清晰的长期政策信号以帮助企业发现改变和计划投资的动力。第三，制度安排要注意个人只注重短期利益结果的倾向。无论是减排还是适应都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公众可能会认为这些收益很遥远而不确定，制度的作用就是明确传递适应和减排的直接收益和共同收益，尤其是要强调涉及人类健康的收益。如从矿物燃料转向可再生资源可以创造工作机会，碳税的专款专用可以提高减排收益的可见度。第四，制度安排要注重社会规范建设。社会规范是大部分人认可的行为模式，是人们用于衡量自己行为是否恰当的参照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倾向于效仿人数量众多的行为。这样，社会规范可以通过塑造人们的行为来取得社会所需要的结果，而且这样的过程通常成本较低。
　　三、如何化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之间的矛盾
　　人类行为从高碳行为向低碳行为转变面临另一个深层次问题：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既统一又矛盾。同样一个人。在这里只是身份的不同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的。但是主流经济学把人的多重身份是分开的，如作为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分别有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而且对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经济学还不研究。这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同一个人的多重身份被多个学科在研究。从经济学上讲，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动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我们相关的经济制度是相当完善的，但是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或者说有些制度还难以实施。对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的说教、自律、道德约束多一些。从人们的习惯、成本等方面来考虑，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人还是选择在高碳经济里生产、交换与消费。而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人们已经认知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制度与作为社会公民的制度并不一致，在缺乏社会治理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在现代经济中，低成本还是生产者竞争的重要优势，低碳经济如果没有成本优势就很难替代高碳经济。而作为社会的人，许多规则对人们的约束还是软的，更多的还是非正式约束（如公德、价值观等），制度的不一致及人们身份的多重性影响着人们从高碳行为到低碳行为的转变。
　　要推进制度创新，改变作为消费者的人的行为，这是从高碳经济转为低碳经济的基础。高碳经济时代的人类偏好与低碳经济时代的人类偏好是不一样的，在高碳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理念是多比少好，根本没有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GDP越多越好，离开环境约束追求所谓高生活质量。但并不是高能耗就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并不是能源消费得越多就越幸福。理查德·海因贝格根据《世界价值调查》的一些问卷调查结果得出结论，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受访者的幸福感比美国人要高约20%，其人均能耗却只有美国的25%至35%。他指出，如果充裕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消费得到满足，额外的消费并不会使人们的幸福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