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与都市文化(2)

　　但是，即使曾被赋予“启蒙”的崇高使命，作为一种与都市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通俗文类，故事性和趣味性仍然是中国现代小说无法回避的特性。市场的调节作用比小说家们关于“启智”、“劝善”的呼吁更具有说服力，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侦探小说的娱乐性也越来越强。有的小说家还开始用新奇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例如，在《红玫瑰》第1卷第16号上，俞天愤发表了侦探小说《玫瑰女郎》，并且请人扮演小说中的角色，按照故事情节拍摄照片作为小说的插图。这一行为在当时受到了编辑和读者的欢迎。

　　小说的复制和模仿是消费文学的特点。二三十年代以来，通俗文学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作品批量生产，明显带有复制和模仿的痕迹。而侦探小说的创作具有技术上的难度，不易被复制，因此侦探小说的生产往往赶不上市场的需求。《侦探世界》半月刊只出了24期后即宣告停刊，其中侦探小说生产的困难和读者的高要求是导致停刊的重要原因。侦探小说的特性限制了作品的产量，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作品的质量，使得低劣的侦探小说不至于泛滥。

　　三记述都市社会的人情世故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大多以民初以来的都市社会实景（尤其是上海的风土人情）为创作背景，涉及到青年教育、自由婚恋、财产争夺等社会问题。小说家们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记述得细致而生动，记录下了一些新文学作品所遗漏的细节。但他们不可能像久居都市的爱伦·坡或者波德莱尔那样对都市文化做出深刻的反思，而是往往以传统的道德观来和以往的生活经验来对都市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做出评判。正如小说中的侦探拨开迷雾查得真凶那样，中国的侦探小说家试图拨开都市社会繁华的面纱，来揭露时代的荒唐。在小说中对都市社会描写最多的侦探小说家，是程小青、孙了红和张碧梧。

　　程小青的小说一般不直接描述都市社会的纸醉金迷，而是让读者从故事中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种种现实。良家少女由于贪慕虚荣或迫于生计，沦为舞女或妓女，她们被凌辱的悲惨境况背后是舞厅经理、拆白党人等丑恶的面目（《舞后的归宿》等）；青年男女与封建家庭的决裂，与情人、情敌的爱恨纠缠，反映出爱情婚恋问题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性（《双殉》等）；黑社会帮派实施的罪恶行径，揭露出都市社会里封建帮派的流毒（《五福党》等）；纨绔少年的堕落，青年妇女的迷失，正是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给他们设下的陷阱（《活尸》等）；爱国青年的锄奸行为，背后蕴藏的是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背景（《血匕首》等）。

　　程小青是平民出身，因此他的观察焦点往往集中于中下层人们生活的悲苦以及青年学生的成长问题。程小青性格淳朴，具有传统文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他对现代都市中奢华颓废的一面持反对态度，在作品中对这方面的事物刻意回避或严加批判。李欧梵指出，在程小青的作品中缺乏“尤物”的形象，而“尤物”正是城市文化诱惑力的代表。这一现象正是由程小青本身的性格、经历等因素决定的，他很难接近和理解都市文化的中心，但是却能将都市社会中平民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来。

　　与程小青相比，孙了红更接近都市社会的中心。他笔下的侠盗鲁平时出现在舞厅、咖啡馆、剧院等都市文化的代表场所。在《窃齿记》等作品中，孙了红多次将舞厅作为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而细加描绘：富有诱惑力并且被作为消费品的女子，颓废没落的男人，强烈的声色刺激，停滞的季节和时间。不过，尽管把握住了都市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孙了红却并不像新感觉派作家那样细细描绘都市男女的身体和心理。无论鲁平是多么玩世不恭，他都更像是都市社会中的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不是消费者。孙了红受传统道德观的影响不像程小青那么明显，但是这点影响已经足够保持鲁平行为的“度”，使他停留在都市声色陷阱的边缘。

　　孙了红认为都市社会满是掠夺与欺诈，绅士与强盗，官僚和窃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作品中的叙述者经常以嘲讽的口吻揭露都市生活的真相：“这世界，整个就是一个谎。越是了不起的人，他们越会说谎；而越会说谎，也越使他们了不起。在以前，说谎是恶习；而现在，说谎却成了美德。”（《夜猎记》）孙了红不但无情地揭露了贪官奸商的丑恶嘴脸，还对下层人民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一年的圣诞之夜，老天爷虽然没有制造雪景，为富人添兴，但是天气特别冷，那些时代的骄子们，血旺，脂肪多，他们在各种暖气设备之下，可以通宵彻旦，追求狂欢。但是，无数被时代作践着的人，衣不暖，食不饱，眼前缺少希望，心底全无暖意。”（《真假之间》）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们具有传统文人感时忧国的气质，他们对穷苦人民的悲苦生活较为关注，常常记述这些为新感觉派作家们所忽视的社会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