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与都市文化

　　摘要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与都市文化密切相关。近现代上海等都市独特的文化环境推动了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发展，同时，都市社会中的种种风土人情和新鲜景观也在侦探小说中得到了印证。

　　关键词：中国现代侦探小说通俗文学都市文化

　　从晚清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曾盛极一时。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俞天愤等中国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都出生于江浙一带，并长期在上海活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的背景大多设在民国时的上海或周边城乡。自从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下被迫开埠以来，上海移植了西方城市和文明的发展模式，飞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化、世界化的都市。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恰好为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小说这样来自西方、带有现代性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都市社会中的种种风土人情和新鲜景观也在侦探小说中得到了印证。

　　一都市文化推动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诞生与发展

　　侦探小说是一种源于西方的通俗小说类型，从叙事方法、题材内容、生产和流行方式等方面来说，都具有现代性的特征。1896年8月起，上海《时务报》先后刊登了四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这是中国民众首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晚清以来，中国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逐渐产生和形成，为西方侦探小说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近现代都市，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市民阶层的读者增多，人们对文化生活产生了新的趣味和要求。侦探小说本身的现代性契合了晚清以来逐渐构筑起来的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再加上小说自身情节曲折、又具有科学性等特点，因此侦探小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掀起了“侦探热”。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进入了都市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期，金钱观和享乐观对传统的道德观进行了颠覆性的冲击。这里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和长袍马褂的传统人士轮流登场，各地方言与外国语言交汇错杂。这里虽然有着与西方都市相似的环境陈设，但仍保留着本土的气息。1915年，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2期上发表了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描写福尔摩斯来到上海破案，结果三遭戏弄，狼狈至极。刘半农敏锐地指出，纵然是福尔摩斯这样精明的神探，对西方都市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却也无法把握住上海这样的都市在转型时期所具有的种种奇异特征，只能大败而归了。这样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色彩的都市社会，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同时，上海都市文化中本土化的一面，又使侦探小说逐渐具有自己的本土特征。

　　二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特点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过程中，小说家们继承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结构技巧，把插叙、第一人称自叙、倒叙等技巧都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开始重视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并逐渐舍弃了文言，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翻译和写作侦探小说。同时，他们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和“法制”等现代精神，为公正、科学的侦探们大唱赞歌。

　　在极力推崇西方侦探小说的同时，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也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骄傲感。虽然他们笔下的侦探或多或少地具有西化的特征或生活习惯，但小说中仍然充满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体现出公案小说的一些特征，传统的侠客与现代的侦探共存于一个活动空间中。中国小说的本土化过程，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道德与西方文明互相碰撞直至交融的过程。

　　“启蒙性”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最重要的本土性特征。晚清以来，从梁启超提倡“新小说”起，小说的思想性和功利性被提到了超越文学性和娱乐性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侦探小说进入中国，也得“入乡随俗”。侦探小说的主体部分往往描写严密的推理和认真的实证过程，正好是“科学”等精神的正面体现。于是，在承认侦探小说具有“情节离奇、引人入胜”的美学特征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了侦探小说的“启蒙性”上：“（侦探小说）除了文艺的欣赏之外，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种摧陷廓清的对症药啊。”当时的侦探小说家们一方面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小说种类，费尽心力地在内容、情节和结构等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顾及小说的思想性，考虑其是否能够“教育国民”，而后者往往对前者形成了一种束缚，使小说的内容变得严肃和枯燥，包含了大量的说教和议论性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