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口述法的反思与实践(2)

　　2、口述史可获得开拓性材料。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处在偏远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不发达,历史上许多民族无自己的文字或者文字出现得较晚。相应地,民族文献史料也较为欠缺。民族的历史主要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传承。调查者通过有意识的寻找,可以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使得口述调查往往具有"拓荒者"的性质,从而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3、口述史提供的客观史料可以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文字史料一般都会留下编撰者的主体意识,我国古代的民族史料多数是由汉族人或官方表述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偏见或歧视,甚至美化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客观认识。把口述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民族传说、古歌、史诗在民族群体中广泛流传,为他们所普遍接受与认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因为口述材料来自于普通大众,所以它才会有文献史料所不能比拟的客观真实性。塞缪尔说："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文献则不然"。文献只反映了少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4、口述史可以通过口述者的声、情、貌记录历史,使历史变得更加生动、立体、真实。纳日碧力戈说："在口述史操演中,语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抑扬顿挫,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语调本身就能够表达多义,这是文字史所没有的"。语调、眼神、手势、氛围、讲者、听众等等现场要素,都会共同作用表达丰富、微妙的意思,不置身其中便不可能捕捉不能感悟。而录音、摄像等现代科学技术与口述调查的结合,使之变成了现实。

　　纵览口述史学的发展之路，口述史方法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广泛性的吸收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使用口述法作为研究工具的学者们不断积累的研究实践又带动了口述史学研究模式的演进，口述史的研究模式既包括它的方法论理念，又包括它的实际研究做法。随时间的推移，大致可分为"客观纪录式"和"主动参与式"两种，这与人类学的主位研究、客位研究是相契合的。记录式流行于口述史的早期，追求的是客观历史过程和历史的本真状态，主张口述史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始终要有置身事外的态度，对当事人和采访内容做旁观者，绝不能掺入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意识。而后期出现的参与式则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对像之间要有积极的思想交流，启发当事人为研究尽量提供丰富的史料，研究者再据此进行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口述史长期实践证明，记录式研究虽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客观，但却忽略了口述者本人记忆不准确，主观性过强的可能性，因此，追求纯粹历史客观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参与式口述史研究主张，口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证明人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口述研究者通过导向性的或是针对性的提问和对事件的评价展开与当事人的互动，完全可以启发当事人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参与式口述史使得研究者可以积极地在采访前设计问题和提问方式，采访中主动启发被采访者，事后在口述史作品中对历史现象提出质疑和解释。其实，由于口述法的使用中记录者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调查工具，所以绝对的客观记录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一角度完善参与式的口述调查相对更有意义。

　　四、口述史法的缺陷与不足，面临的质疑。

　　正是由于口述法的这种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身特色的主观性，口述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口述史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记忆如何运作，记忆是否可靠，受访者是否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心声。"杨祥银将记忆的不可靠性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故意扭曲记忆。最后，口述者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在回忆时可能明显地反映出口述者的个人心理变化。

　　定宜庄指出，受访者的遗忘以及对于历史事件的"虚拟"是口述的重要不足与缺陷。她认为有些遗忘属于年深日久，记忆偏差所致，是无意识的，但有些口述所遗忘的内容却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失忆。她认为产生虚拟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故意编造，有些还是口述者为显示自己的见闻广博而进行的炫耀，更有甚者仅仅是为了讨好并取悦采访者。

　　但是，定宜庄并没有将口述完全否定，她同时认为口述中存在的所谓不足，在历史文献中也广泛存在，只是表现的形态不同而已。她提出史家修史对于史料是有所取舍的，往往选择的只是那些自己认为有必要流传后世的史料，无论是从修史的道德标准出发，还是从上层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决定了某些历史文献，并非客观、如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因此，定宜庄认为，尽管一些受访者虚拟了口述内容，但与修史者选择性地收集和利用史料，仍有相通之处。因此，口述的缺陷，也同样是历史文献的缺陷。笔者的体会是，不该纠缠所谓"口述与文献何者更能反映真实"，而应该琢磨"口述与文献"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各有什么特点。

　　除了具有以上一些不足外，口述内容在从录音转化为文字文本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所透露出来的相关信息，仍然受到一些来自学界内外的置疑。

　　五、民族学对口述史法的完善与创新。

　　在分析了从口述转变成文字文本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后，定宜庄发出了无限感叹，到底以什么方式来整理，或者是根本不整理直接保持口述内容的原貌，又怎样尽可能地保存口述特性，对于目前的口述研究来说，都还是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对于口述法的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面对这样的重大挑战，胡鸿保等一些学者强调，在引介国外最新口述研究成果时，更应当关注一些口述方法：

　　1.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2.意识形态和多样历史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interplay）对于口述史学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强调这种相互影响乃是他们与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者的田野工作的区别之处。3.访谈双方的会话速度、报告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语码转换、语音语调，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凡此种种都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4.参考、借鉴一些已有汉文版的社会史论著的具体研究方法。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将文献与口述对照使用可谓当前最为直接，最易操作而且比较能够容易弥补口述法存在不足的最好办法。定宜庄等人在做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研究时，在辽东盖州做过大量访谈，但同时还查阅了包括官私文书、档案、家谱、碑文等大量文献，才改变了"这些访谈就只是散乱的一团乱麻，从中找不到学术上的意义"的局面。由此，定宜庄等人的观点是，将"口述"与"文献"互相参照，不但具有类似史学研究领域的"二重证据法"的效果，还可以纠正受访者无意识的记忆失误，乃至可以分辨出哪些材料是受访者虚构出来的内容，哪些是真实的情况。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受访者的虚构内容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从而可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价值与深度。

　　此外，鉴于口述法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在运用此法进行田野调查时，还应当做到如定宜庄所提到的，将口述资料与历史文献、地方史志、档案材料进行对比使用，及时找出口述资料中存在的误差，并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搞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口述者所讲述的内容与文献资料记载的情况存在偏差，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口述者在进行口述时真实心态的理解，搞清其中蕴含的更为深层的文化内涵。

　　最后，我们在使用口述法的同时，还应该尽量采用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将口述材料与调查问卷、开小型座谈会等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这样才可以减少或者弥补因口述法的不足而导致整个研究缺乏科学性的弊端。

　　口述史是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研究工具，它不断吸纳多学科的先进方法，并接近民众，因此方法论上的不断突破是口述史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据此，我们需要加强口述法的方法论建设，建立统一的口述法研究机构，确立口述法的操作规范，发展一定数量的口述法培训机构，加强国内外范围的交流学习。我们可喜的发现，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大胆运用科技发明中时常出现的现象与意念的瞬间闪现等方法搜集历史线索，在一些口述历史研究的论文中就提出以特定时段闪现的事件补充和印证按纵向描述的历史过程的思路。而这将增强历史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相信通过民族学者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口述法还将取得更为长远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