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与回归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形成了自己较为稳定的汉语叙事传统；比较文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也逐渐获得学科性的独立和全面深入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2013年11月19日，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和南国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30余位学者齐聚澳门，围绕“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的主题展开讨论，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论题给予探究。在本次研讨会上，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与怎样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依然是大家关注和审视的重点；翻译文学作为沟通不同语种的重要方式得到影响研究、文本重生、史学叙述等方面的考察；而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现代性和世界性也得以全面地确认。

　　一、全球化视野下对中国文学及

　　比较文学的认知与审视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在整个社会掀起一阵热潮，由此引起的震动久久不能平静，其影响一度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中国人长久以来诺贝尔情结的一种显现，也是中国真正被世界认可后国人一种自觉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审视，同时还有以政治经济为支撑的文化自信。正是在这种自信的支撑下，学者们自觉地回顾和审视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对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给予客观的认知和理性的预测；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勇于审视和反思。

　　文学理论的视野往往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确立，中国的学者对于世界性的问题已颇为敏感并给予关注。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注意到“世界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然而却“依然很少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得到深入的讨论”。王宁教授在《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中认为，虽然五四的知识分子先驱为了实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自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将西方以及苏俄和日本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理论思潮引入中国，显示了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的努力和愿望。但是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做法致使我们“在不遗余力地译介西方文化和理论思潮及文学作品的同时”，“忘记了向国外推介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结果“导致了翻译的单向度效果”，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流接近的同时也丧失了民族特色。基于此，作者认为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借助英语的‘霸权’力量来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译介到全世界。”在世界主义“公共”话题上，“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文化观点推介到世界上。”王宁认为莫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恰到好处地把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语境下来探讨，而这也正是世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显然，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使有担当的中国学者感觉到在世界上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贡献中国人所特有的经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正如王宁教授所言在英语的“霸权”统治下，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文学经验时，翻译和传播的问题将随之而来。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更多地源自国外文学思潮及理论的影响，那么当代文学的发展可谓是逐渐获得了一种自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证明了汉语新文学发展几十年后取得的成果。然而，当代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得以接受，或许是中国的作家、研究者乐观地走向世界时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为题，对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进行审视。程光炜教授通过对以往海外传播研究成果的分析，认为“仍然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度展开和讨论”，即必须了解“海外传播”的具体历史场域、现场氛围等细部情况，不然“我们的研究可能只会给人观念化的印象，从而影响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断。”程教授分别从“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的权威性问题”、“当代作家在海外演讲的问题”、“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问题”以及“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四个方面提出了超越感性阶段，进行实证性、客观性研究的必要性。他建议要切实地研究海外传播，必须“先建立起丰富详细的资料库，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取样、分析和整理，逐步将研究的问题推向深入”，以期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象的研究，“进入到实质性阶段”。这种对力求客观、全面地掌握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努力，是学者对本国文化的自我审视和认知，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理想途径的探索。

　　在走向世界和审视当下的双重视角影响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上海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以《比较诗学的翻译与译者诗学的操控——兼论21世纪后孔子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比较诗学的发展及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现状给予考察，肯定了在后现代语境下，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转型的必然性。在“总体文学”的概念下，认为“比较诗学的翻译行为其本身即推动了诗学在语际之间的移动与融合”。在当下这个学术研究在跨界中互为欣赏与互为风骚的时代，比较诗学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脉。因此，“面对中西学术的相互参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获取一种恢宏且健康的学术心态，以推动当下中国学术与国际的接轨”。杨乃乔教授对当下比较诗学现状的理性分析及概括，进一步肯定了比较文学在当下的意义，其对学界的期许正是渴望未来的比较诗学能够健康深入地发展。

　　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认知和审视，不管是自信地倡导参与到世界文学之中，还是谨慎地考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程度，甚至是对比较文学发展前景比较诗学的论述，都显示了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学者的一种自信和冷静，是中国文学以实体真正参与到世界文学之中的重要步骤。

　　二、走向世界与保持民族文化

　　传统之间的张力与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既明了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在西方现代性历史驱动下发生并发展起来的，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五四”的反思却陷入困惑，即过于欧化的汉语新文学是否切断了与传统文学的联系。新时期以来，受拉美等国家文学的影响，一大批作家再次认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理性。于是“走向世界”和“保持传统”成为一种既对立又紧密地胶着在一起的共存状态。在这种共存的状态下，可以看到走向世界和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同时也能发现两者共存的可能性。

　　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先生以《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比较文学的古今、中西参照的方法论》对古今、中西的方法论进行实例的考察和论证。以“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为引子，并通过分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明：“真正独立的理论，不能简单地以外在的直线移植，而应该在借鉴的同时，加深对自身文化和生命的内省”，认为“中国现实社会的‘务实大文本’与古代的或外国的理论‘务虚泛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应抹杀的距离”，而“距离所在，就是现代性思想原创的必要和可能的空间之所在”，由此强调从“‘枯鱼之肆’中找来的理论需要重新激活。”这种将研究方法回归到文学本体的做法，是对文学生命的一种护卫，是对当下一些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善意警醒。和杨义先生的警醒相似，澳门大学访问教授黄维樑先生注意到当下中国学术界可能存在的一种现象：“在西化、全球化的风潮中，不少中华‘后学’勇往直前，只取西经；不论西经有理无理，唯西经是尚；即使西经艰深难念，仍爱西经——这是当代中华学术界的‘过度西化’现象”。面对这种现象，黄维樑教授认为：“中外古代文论是一幅华美的织锦，其中的中国文论有龙有凤的美丽姿采。20世纪西方文论是织锦上的百花，是giltlilies，而花有真假，花茎有刺；百花烂漫，春色往往困人恼人，采花者要小心。”这种观点就不仅仅是对保持传统的一种警醒，而是对整个20世纪现代西方文论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虽然其观点有待商榷，但是其对中西古代文论在现实中的影响和肯定，从某种程度上启示文学传统之不轻易被遗弃和割断的现实。

　　而正是在文学传统很难被抛弃和彻底割断这一意义上，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就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叙事传统”给予了细致的考察。正如郭教授看到的，不管“关于‘西方’如何催生并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当代的许多作家也毫不讳言西方文学对其创作的滋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或曰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叙事资源的影响始终存在。”但是，在现代性视域中，中国现代小说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进行的再确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郭教授通过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对中国小说传统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深层原因给予考察，认为“叙事传统被切割处理无疑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理论有关”，当叙事传统超越形式和内容的分野，在当代文学中可以获得整体上的意义和再生。这种对传统叙事的爬梳，使以往过于偏重于从“西化”认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路得到纠正，正如作者提到的“如果说我们以前曾经有所偏废，那么现在需要在秩序的变化中保持某种平衡，叙事传统和西方小说一样是能够激活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当汉语的主体性越来越强时，当代文学与叙事传统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